塞尔维奥·菲拉吉纳
塞尔维奥·菲拉吉纳Silvio Ferragina,出生于1962年,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教授,是活跃于当代实验性亚洲书法全景中的为数不多的西方艺术家之一,他的作品全面改写了“书法”的概念,出现在重要的书法展览现场。除了运用中国传统书法的技法和风格进行古典灵感的艺术创作外,他还从事现代气息的作品,这使他能够在当今书法实验的范围内完全回归。
他的研究路径是探索书法与音乐图像的世界,探索书法现场多媒体表演的现实:在他的作品中,汉字以立体结构的形式出现,书法符号被转换成声音,从而实现了从“多学科”的书法作品的转变音乐作品”。
塞尔维奥·菲拉吉纳的作品超越了国界。在符号与物质、语言之间的维度中,意大利艺术与中国艺术在他的书法作品中找到了自己精神与传统的呼应,在个人与原创性的融合中。
2006年他在米兰布雷拉美术学院和其他大学举办中国书法史讲座和研讨会,与意大利·中国基金会合作,进行中国书法艺术教学。
2000-2010
在学习传统的“书法形式”(楷书、篆书、隶书、行书和草书)和后来的中国古典诗歌之后,2008年,他开始对中国现代书法产生兴趣,并思考把东方艺术与自己的西方文化结合起来,把两种文化的融合到创新进行实践。之后,对中国当代书法实验的持续研究和热情接踵而至,去努力实现通过艺术语言超越文化界限,表达他内心世界的需要,把他内心的形象展现出来。通常情况下,他通过使用象征性的符号,即汉字的所有形式,从古代到当代的表达。他深爱的是把中国书法从经典的二维世界走出来,用任何模式来支撑实现三维空间。
他的目标是将东方书法带入完全不同的艺术世界,从最初的形式,到三维性的实验,使用传统艺术以外的材料,再到与舞蹈等其他艺术的互动,但首先是“音乐”。因为,他把自己定义为一个“音乐书法艺术家”,用已知的知识,包括东方和西方。从2000年到2010年,他的艺术创作是从传统到更多的当代实验性的过度。属于使用传统材料和工具实验,包括三维书法,以当代方式重温传统。
代表作品包括书写《李白的诗》、《书法佛》、《雪》、《满》、《空》等。还进行了书法的戏剧表演,与舞蹈演员奥利维亚·光合作书法舞蹈。又为米兰“牛仔游行”创作作品,主题涉及印度牛的神圣性,印度是佛陀诞生的国家。他在动物的两侧创作了红色的佛字和草书的两个不同版本的“心经”。2009年在韩国参与了“世界书法双年展”。这一系列的活动和作品标志着他的第一个艺术阶段的结束,也标志着他进入了一个更贴近个人领域的思考,新目标的萌芽和后以阶段的开始。
他认为这个时期最有意义的作品是《兰亭序》,因为每个书法家在他的书法生涯中一定会面对王羲之,表达自己对《兰亭序》这部经典作品的看法。在这一时期,他作品在保持原意不变的同时,抛弃所有最初的美学,获得一种新的、更现代的美学。最终的结果是,在一个“丛林”中与经典交错,产生了一个新的迷宫,他们获得了又失去。
2011-2019
从2011年到2019年,他开始了第二个艺术阶段,2012年在米兰,他与杰出的中国艺术家洛齐相遇见面,形成和促进了他艺术的新目标,他与洛齐展开了一系列的真诚而深入的合作。
音乐书法项目
自古以来,在东方世界无论是书法还是音乐,都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艺术角色。
在许多方面,书法作品可以与音乐作品相比较。每一个书法笔划就像是五线谱上的一个音符,每个字符(由一个定义明确的书法笔划序列组成)都是一个连续的音符,中间有停顿,相当于笔划之间的书写空间。因此,他认为,书法家改变笔划在纸上的压力以获得不同的灵敏度,可能与钢琴家的手指在键盘上的灵敏度相似,或小提琴手在琴弦上的弧度相当。在比较音乐的音质与笔划效果、音乐的语调与书法的情调、音量与书写强度、音乐的调性与书法的形式、书写中的节奏与音乐节奏等方方面面都可以找到它们之间的许多相似之处。正如一位伟大的音乐家通过自己的演唱,将音高和节奏达到最理想的目标,实现音乐的高度和谐,一位伟大的书法家也是通过自己画笔把节奏、运动、形式达到同样的艺术和谐,他期望让他的“中国音乐书法”带动大家。无论是在音乐还是书法中,这一表达都是由一系列明确定义的动作构成的。在音乐方面,他们有一系列的音符组建旋律,而在中国书法方面,也有一系列的“笔划”组成文字,然后创造书法作品。无论是音乐还是书法,都需要很长时间的练习和很高的精确度。在书法和音乐的诠释中,没有重复,每一个笔触,每一个音符,一旦被执行,都无法悔改。在这两种情况下,艺术都是通过一种工具来解释的,这种工具不仅是艺术家心灵的载体,而且还影响着艺术家的表达。
音乐书法项目旨在将书法和音乐结合起来,在两者之间创造新的东西。通过“基本书法笔触”与“音符”相匹配(显然是尊重它们的“长度或持续时间”),将汉字转化为相应的音乐旋律,从而将书法艺术转化为相应的音乐作品。这些音乐作品通常被转换成“音乐书法表演”,在表演过程中,书法的演奏由书法本身获得乐谱,音乐家与书法家同时实现表演。
在未来的“乐谱”中,除了书法旋律之外,他还可以用其他乐器演奏其他的音乐部分,例如可以表现人物的意义和其他特征元素。
书法实验
塞尔维奥·菲拉吉纳访谈录
阿德丽亚娜·叶星/文
塞尔维奥·菲拉吉纳(米兰,1962年)是意大利书法大师,他研究中国书法超过十年,并于3月在罗马“Galleria Frammenti d’Arte”举办了他的第一个“书法实验”个人展览。这次展览是他近十年来对中国书画艺术研究的一次集中展示。塞尔维奥·菲拉吉纳是“当代书法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这场运动的目标是实现世界书法艺术的真正现代化。他的艺术创作具有经典灵感的特点,但他也深深地融入了当代艺术语境:他的作品包括书法雕塑、书法多媒体装置、现场表演、书法绘画和其他实验性的书法形式。在他的作品中,汉字成为立体结构,书法符号被转换成节奏、动作和声音,从而把古代的“书法家手舞足蹈”变成现代的“声韵之舞”。
问:你对书法的兴趣是怎么产生的?
答:它的开始,就像所有美好的事情一样,几乎是偶然的。事实上,2000年,在米兰的“Il Cerchio”禅宗修道院,我在那里练习其他的东方学科,如静坐和坐禅,一切从菲莫东方书法协会举办的中国书法课程开始了。起初,这种强烈的吸引力可能是因为这种做法的严格性以及对东方艺术的某种兴趣。然后,慢慢地,一种意识成熟了,这种意识以前肯定也存在过,那就是对汉字美的认识,汉字美与“形”与“内”有着内在的联系。
问:为什么一个出生在卡拉布里亚,住在米兰的航天工程师决定开始学习中国书法?你的背景如何影响你的艺术创作?
答:这很难说……显然,工程和东方书法是天壤之别,完全没有任何共同点……至少在我每天的感觉里,谁知道……也许有一天我会在这条路上找到一段感情……当然,我一直是一个非典型工程师(不仅仅是在我的“外表”)……所以,为了保持一致,我只能是一个非典型的书法家。当然,我的大学教育也影响了我的艺术活动,或者至少影响了学习方法和创作阶段。
问:在你的第一部作品《李白诗》(2008)和《南岭李白诗》(2009)中,在中国艺术传统的五种书法风格中,你选择了最古老、最象形的“篆书”。为什么?
答:嗯,中国书法在其合理化的历史进程中所经历的一切形式都有其自身的美。然而,在这些符号中,我特别喜欢篆书,因为我喜欢那些古老符号的强烈表现力。
问:在《非暴力》(非暴力,2012)这部作品中,你将标题中的三个人物分割开来,然后你重新组合他们的作品,以形成新的形式,呼应原始人物的意思。你能详细解释一下你设计这件作品的过程和技巧吗?
答:2012年参加了由“美国水墨艺术”组织的美国画展“画笔之声”的相关艺术展,是为了给我心中出现的图像赋予实质性的需要而创作的。在这种情况下,书法符号实际上是用一种比毛笔更不高贵的工具,一个滚筒来实现的。我想研究的概念(我之前已经讨论过)是“非暴力”。进退两难的是如何用汉字来表达。研究(古代)字符时,我注意到前两个字符相对于垂直中间平面呈对称性。由此产生了“开放它们”和“相互混合”的想法,这样我就可以说非暴力概念中隐含的两件重要的事情。首先,如果我想对这种类型有一个社会方法,“开放”(对其他人)是基本的,其次,与其他人“混合”同样重要。第三个角色的意思是“力量”,此时被“困住”在前两个角色之间,在两个方向交替,升华到天空中,消失,从而创造了非暴力(至少是肉体上的)。
问:去年,你致力于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旨在将书法和音乐结合起来,在两者之间创造新的东西,我们称之为“音乐书法”。你能简单地描述一下这个项目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的结果是什么吗?
答:可以叙述的有很多……在这里面,我对这两种艺术“书法和音乐”都有着绝对的热爱。在东方,他们之间总是有着深刻的联系。我今天想把它们“联系起来”的愿望仅仅来自于客观的观察,即两者都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即它们的表达是由一系列明确定义的行为组成的时间序列所给予的。就音乐而言,我们有一系列构成旋律的音符,而就东方书法而言,我们有一系列构成人物和书法作品的“笔触”。通过将“基本书法笔触”与“音符”联系起来的某种理论的匹配—显然是尊重它们的“长度或持续时间”—你就可以把汉字(楷书形式)转换成相应的音乐旋律,从而从书法作品转换成音乐作品。我现在从事的关于“音乐书法”的项目是用篆书和草书的形式表现中国十二生肖的12个字符(在罗马的“书法实验”展览中展出),以及与一位意大利音乐家的一次重要合作,以达到戏剧表演的阶段源自佛教灵感的书法作品《心经》。
问:“书法表演”也是你创作活动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正如你在3月21日在罗马大学和你的第一个个人展开幕式上所展示的那样,当时你用毛笔表演了两次。在中国,书法与表演艺术的联系是一种古老起源的实践,因为从8世纪起,书法作品就成为表演行为的结果,有时也在公共场合表演。你的艺术是否受到这种古老联系的影响?表演艺术是如何成为你艺术的一部分的?
答:这场演出对我来说是一个关键时刻,因为它代表了我展示自我、展示真实自我的时刻。不幸的是,这样的自由时刻并不经常发生……通常我会尝试通过创造我想要表达的思想形象来准备这些时刻,并作为一个基本结构。然后,感谢“现在在这里”和情感,一切都变得丰富了……
注:3月22日至4月10日,塞尔维奥·菲拉吉纳在罗马“艺术画廊”举办了题为“书法实验”的首次个展。3月21日,在罗马大学(东方研究系),孔子学院接待了这位艺术家,他参与了一场现场书法表演。
阿德丽亚娜·叶星,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教授,罗马大学博士,欧洲汉学协会与欧洲亚洲艺术暨考古协会研究员,讲学于罗马大学、泰拉莫大学、佩斯卡拉大学,曾就职于罗马威尼斯宫博物馆、罗马东方艺术博物馆、罗马MACRO当代艺术博物馆。
易经与音乐书法
塞尔维奥·菲拉吉纳/文
《周易》编纂于公元前九世纪,是中国古代哲学经典之一。后来这些著作对儒家思想产生了影响,符合整体互联的理念,与佛教、道教融为一体。
《周易》中的智慧被视为是绝对正确的,与生俱来值得信赖。《易经》是一部综合性很强的书,在它的领域里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的。除此之外,它还包括天文学、地理学、音乐学、雄辩学、语音学、数学,甚至炼金术的实践,而炼金术又超出了学习的范畴,等等。所有这些学科都用以阐明它们的理论基础。
《周易》中记载的64条判断一些基本的信念,即所有生命和物质都是相互关联的。要运用《易经》中的智慧,就必须掷50根雅罗木棍或3枚硬币,得到数字,这些数字被插入64个卦中。卦是由两个卦组成的一个整体,每个卦包含三条水平的实线(阳)或断线(阴)。在一个特定的时刻,“铸造一个六线形是一个绝对确定和准确的方法来确定时间的时刻的特征。”因此,一个六线形涉及生活经验的许多方面,所有这些都是彼此的一部分。
《易经》起源以来,是这样描述的“圣人神秘地协助神,因此开始使用紫荆茎。雅罗茎,如何回应命令,就好像它们是回声一样,这是无法理解的——它只是发生了。圣人观察阴阳之间的变化,从而建立了三叉树。圣人在寻找天道、地道、人道的过程中,发现每一条都有相对的阴阳,因此共有六个特征。
例句节选:《卦》第42条对“易”的判断,“易是这样的,它适合出发去做某事,它适合横渡大河。”在林恩的翻译中,“当一个人修行“增加之道”时,他应该在适当的时间这样做。应该用增加来弥补不足。“以木渡难,如木渡大河。”
约翰·凯奇的随意和随意的音乐
——以“变化的音乐”为例
约翰·凯奇(1912-1992)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因此成长于一个具有亚洲文化的多元化社会。在他的职业生涯结束时,他作为作曲家、哲学家和编舞默塞·坎宁安(Merce Cunningham)的合作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凯奇在作曲过程中带来了质疑和强烈的思考精神,理解他的音乐需要同样充满思想的方法。凯奇的一位早期教师,另一位加州人,亨利·考威尔(1897-1965),在亚洲和其他民族音乐方面做过开创性的研究。他和凯奇都尝试了形式的概念,这些概念不依赖于清晰的短语模式,也不需要描述开头和结尾。
凯奇寻找新的更基本的方法来组织声音,而不受西方旋律、节拍和节奏概念的束缚。他为各种各样的乐器创作,包括不寻常的打击乐器配器、电子磁带、一架准备好的钢琴,甚至还有一部便携式收音机的作品,这是他1951年创作的第四幅想象中的风景画。凯奇在他的大部分音乐中都包含了一段时间的沉默,因为他相信,就像一幅亚洲版画,空白区域可以被观众想象出来一样,他的音乐中的沉默是一种邀请,让周围充满了声音。“没有空的空间和空的时间。总有一些东西要看,一些东西要听。
约翰·凯奇表现出一种温和、平和的精神,有力地证明了那些将他“现代”音乐中陌生的声音贬斥为混乱和令人不安的人。他的谦逊让一位作家将他描述为“反自我、反杰作……”,因为凯奇在试图重新思考一千年的西方传统哲学时,默默地遭受了许多批评。
变化的音乐
约翰·凯奇1951年创作了《变化音乐》,1952年1月1日,大卫·杜铎在纽约剧院演进行了首场表演。这部作品是为一个独奏钢琴家而准备的,并被安排成了没有标题或标准节奏标记的4本书。在这项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凯奇是如何试图摆脱传统西方的方法。他避开了西方严格的打击时间模式。每本书都以时间的长度展开,时间由节奏的进步所支配。Cage观察到3–5–63/4-63/4-5–31/8的模式,作为在每个选择的速度下执行的措施数量。
尽管变化音乐的符号遵循传统的高音和低音谱号系统,精确地指示音调和持续时间(节奏),但Cage规定,演奏者应在标准时间单位(等于1.15秒)或69次/分钟标准节拍器上播放每21/2厘米的空间。这样,他将时间链接到页面上,由执行者计算,并用空格进行计算。
凯奇还试图打破钢琴的传统音色。除了钢琴的典型打击性外,他还获得了铃声。钢琴家必须在某些点上按下键,而不允许它们发声,从而使琴弦在没有锤击的情况下自由振动。钢琴家可以按照作曲家的规定操作三个踏板中的一个来影响钢琴音调的衰减:减震踏板允许弦自由振动,直到它们自然地休息,而浸音踏板只允许一串压抑的音符自由振动,而una corda踏板允许锤子只敲击一根弦,而不是通过每键敲击两三根弦而产生更完整的声音。凯奇选择了音乐的变化,人们可能会试图将它等同于西方传统中的旋律,从扔硬币,阅读易经,并匹配64个音乐元素系列。一半的音乐选择是沉默,一半是由钢琴家产生的:单曲、音色簇或和弦。他用类似的可能性图表来选择动态、节奏和节奏。
虽然《变奏曲》的编排过程是细致的,凯奇在手写手稿中以极其精确的细节标注了音乐,但由此产生的声音却没有给人任何组织的印象,比如说,在西方色调音乐中,人们可能会习惯于跟随。相反,钢琴的声音在几乎不引人注目的流动中,在周围的声音中来回飘荡。他把变化音乐描述为“一种自由移动的连续性”,凯奇坦言,在他一生中继续探索构图过程时,他的音乐越来越倾向于走向无秩序的观念。
《变化的音乐》反映了东方哲学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它使用沉默的时候,无论发生什么声音,以及作曲家缺乏控制或意志的情况下,都会被沉默所填满。因为凯奇接受了《易经》中产生的任何声音,以及任何可能出现的声音来填补沉默,他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所有的整体都是和谐的,没有什么东西需要作曲家再固定或安排。
源自东方走向现代
鹿易吉·塞拉菲尼、洛齐、塞尔维奥·菲拉吉纳·达利
罗塞勒·梅内加佐/文
2014年11月26日,由米兰大学文化遗产与环境系主办的“源自东方走向现代”邀请三位著名艺术家Luigi Serafini、Luo Qi和Silvio Ferragina Dalì组建了一堂充满激情的讨论和现场视觉演绎,吸引了学生们和艺术家之间的积极互动。
事实上,这是一次与彼此之间产生长久友谊的研讨会,是对他们的作品和研究有真正的个案意义,并从视觉上发现三位艺术家之间存在的“不连贯的连贯性”。他们在表现形式上都是不同的,但他们有通过书写进行实验共同点。书写的深意,不只是复制、传承历史的风格与形式,更是一种超越流派和潮流界限创造新事物的能力,这种新事物是从书写、书法开始并交叉,从而扩大到符号的意义和含义。
鹿易吉·塞拉菲尼是一位艺术家、设计师、插画家和装置艺术家。在其中,他以非常敏锐的目光,将人类与自然与机器相互融合,创造出了新的虚构,未来主义,超现实世界。他还著有国际知名的《塞拉菲尼亚抄本》(Codex Serafinianus),这是一本艺术书籍,其中充满了丰富而优雅的书法,文字与虚构的符号相对应,与真实的古董法典中的图纸相伴而生,在这里看起来像是解释性的文字,具有科学的洞察力。他的艺术超越了语言范围,以无神作为一种艺术标志在国际上得到了认可。
洛齐,艺术家、画家和书法家,他将中国传统古代文人的技法及材料例如宣纸水墨与西方前卫艺术相结合。他在20世纪90年代创造了新观念的书法主义运动,挑战象形文字和表意文字构成的中文写作的复杂性,它们在视觉与听觉中,即便在完全抽象的世界中被完整流利地表达出来,我们也能在瞬间的感受中读懂它们的意义。强弱粗细变化的笔迹与其他广泛的液体,或几何形状的笔触交替出现。在中国宣纸卷上、在画布或透明的塑料上、以及新媒介材料上,让人回想起20世纪的西方艺术运动。洛齐在汉字结构无可争议的规则上提出挑战,他将它们融化成各种颜色与符号,并与它们玩耍在一起,以视觉、绘画符号的形式转换书法。他的代表著作《是我》获得了“中国最美的书”,也展示在德国“国际最美”的书展览中。
塞尔维奥·菲拉吉纳在他的艺术实验中,将科学工程形成的技术,以高度精确度的方法将中国书法文字自由发挥,直接或间接性之间转换,再次利用构造规则,而不是重复它们,打开一些新的规则,以此追寻跨越不同艺术的对角线。这就是他在音乐与书法研究中的工作,它将构成每个汉字的八个笔划翻译成音符:象形书法的书写代码转换成一个音乐代码,这样每个字符就变成了音乐:双重现场表演。
如果我必须找到涵盖这三位艺术家的定义,我会说这是“超越视野”。他们的故事起源于不同的道路,来自遥远的文化,但是通过艺术创作,他们超越了地域的范围,以不同的对话方式进行交流,彼此相遇。这就是,这次学术活动和研讨会的意义,获得了新的认识,并积极地融合了新的合作经验。
罗塞勒·梅内加佐Rossella Menegazzo
国立米兰大学文化遗产与环境系教授
水墨音乐
阿德丽亚娜·叶星/文
塞尔维奥·菲拉吉纳是国际书法现代化运动中的非常活跃者。他在《易经:音乐书法占卜》系列中,明确展示了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易经》,并将其中的八个卦转译成音符书写在五线谱上。
《易经》是幸存下来的最古老的占卜手册(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14。占卜通过六个水平线的组合,这些水平线可以是连续线(正,阳阳)或虚线(负,阴阴),是通过投掷硬币或提取草获得的。
该书列出了64种可能的组合,称为“六卦”,这些组合又从“八卦”派生而来,每种八卦对应于一个元素或自然现象。每个卦都被赋予一个名称,一个解释,一个注释,并赋予或多或少的吉祥含义。该文本是由德国著名哲学家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从西方引入,由于著名的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875—1961)的关注,在20世纪引起了巨大反响。
跟随着这些杰出人物的脚步,塞尔维奥·菲拉吉纳痴迷在这个《易经》文本的深渊,并把自己装扮成现代的占卜者。他抛掷了3枚荒谬的硬币,在做了必要的计算之后,得到了8种不同的组合,即8种不同的卦:第57题是“神话”、第24题是“归来”、第15题是“谦虚”、第17题是“下一题”、第29题是“深渊”、第35题是“进步”、第34题是“伟大的力量”、第61题是“内在的真理”,八卦代表了8幅作品核心。每幅作品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在顶部,由艺术家用水墨画出六行六边形占据;第二部分,在中间,用中文显示六边形的名称;第三部分,在底部,是音乐五线谱。
中央部分代表了真正的书法:6个字的名字由艺术家用最古老的中国书写形式“篆书”完成,它是巨大的,气势恢宏的。6个字都占据在卷轴的中心部位,大字的下方,用行书和半草书题写有关“占卜判断”的内容,对六卦的含义有一个非常简短清晰的解释,最后是艺术家的签名及个人的印章,一个“红脸”标识,从色彩上指出整个作品是一个音乐对位。
最后,最下面的五线谱是对字符的转换,成为音乐的结果,这一转换是由于艺术家自己设计的一个复杂的数学系统,称为“音乐书法”被实现的。这是一种方法论,艺术家从6种基本的书法笔画开始,为每一种笔画指定一个具有预定长度和持续时间的音符,然后将想演奏的书法字符分成若干部分,并将其转译成音符,使其回到五线谱上。
因此,完成的音乐字符作品是可以进行表演的,可以返回到原始书法的“声音”中。这个系列的灵感来源于约翰·凯奇(1912—1992)的《变化的音乐》。事实上,正如凯奇的歌曲一样,《易经》和《音乐》代表了作品的两个概念,在创作过程中,这种情况与预先确定的作曲规则混合在一起。然而,与剖腹产手术不同的是,这里涉及的调制和语言是多种多样的。事实上,通过塞尔维奥·菲拉吉纳精妙的概念操作,在其每一个“音乐书法占卜”中,段落都是多种多样的:从六卦移动,到达五卦上的音符。因此,从文字到书法艺术,接近实际的音乐。三是语言,其结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创造。
刘勰认为:“熟练的琵琶演奏者,如果想到山川,就能将自己的情感转化为旋律:画笔越能塑造出更容易被人识别的思想。”塞尔维奥·菲拉吉纳用他的毛笔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阿德丽亚娜·叶星,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教授,罗马大学博士,欧洲汉学协会与欧洲亚洲艺术暨考古协会研究员,讲学于罗马大学、泰拉莫大学、佩斯卡拉大学,曾就职于罗马威尼斯宫博物馆、罗马东方艺术博物馆、罗马MACRO当代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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