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跻身“世界历史文化名城”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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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历史”、“文化”、“名城”三方面论证了广州可谓千年海上丝绸之路的世界商埠文化名城，拥有海丝文化、华侨文化、革命文化、改革文化、岭南文化等个性特色，是当代中国海洋文化中最为活跃的部分。当代海洋文化必将对中国文化母体本身的发展与创新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广州依靠商埠文化城市的优势，跻身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之列，应该是可行的。

关键词：广州；商埠文化；世界名城；保护复兴

Abstract：This article proves the legitimacy of Guangzhou to be a world hub of commerce and culture on the Marine Silk 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y, culture and fame. Guangzhou has a rich culture imprinted by the culture of Marine Silk Road, the culture of overseas Chinese, the culture of revolutions, the culture of reforms and the culture in South China. Guangzhou represents the most dynamic part of China’s marine culture, which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With its advantage of being a hub of commerce and culture, it is feasible for Guangzhou to become one of world famous cities of history and culture.

Key words： Guangzhou；culture of commercial hub；world famous city；preserving and reviving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2）-01-43（6）

“世界遗产城市”(WorldHeritageCityorTown)，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种特殊类型，特指某一类历史地区(His toricArea)，及所代表的历史生活特征，所记录的某一时期的社会文明和多样性的文化活动。世界遗产城市，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给予对人类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城市的极高荣誉[1]。

世界历史城市联盟于1987年成立，是致力于全世界历史名城联合工作的国际性组织。

目前有61座历史名城加入该组织， 包括库斯科（秘鲁）、东京（日本）、耶鲁撒冷（巴勒斯坦）、罗马（意大利）、雅典（希腊）、巴塞罗那（西班牙）、西安（中国）、伊斯法罕（伊朗）和非斯（摩洛哥）等。

广州能否成为世界遗产城市、世界历史文化名城？能否从当前广阔的社会背景出发对城市发展定位和发展道路作出这样的选择？需要深入研究。

1 准确的历史定位：中国第一商埠城市

对广州的发展定位曾提出过许多口号：“国际化大都市”、“地域性中心城市”、“花园城市”、“山水生态城市”、“国家中心城市”。不难看出，这些称呼似乎都在说明：要让广州在全国、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然而上述说法并没站在世界的高度，从历史文化渊源的角度指明城市的精神实质、道出发展的来龙去脉，指明城市的目标特色，令人不知所终。

我们常常与其他城市比，比GDP、比招商引资、比引进项目，比高楼大厦、比广场、比拆迁，那是比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在现代城市发展中充分发掘历史文化的优势是历史文化名城首先应该做的，因而建设“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对中国名城来说，是一个富有远见卓识的、有重大意义的决策。“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定位从一开始就强调了城市整体发展上的“争先进位”。在全球语境中，希望在新一轮的城市发展中胜出一筹，因而要求这一定位不但相对准确，还要十分科学及时。

城市特色是由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决定的。每一个城市都有一定的历史记载，然而广州要想成为一座国际名城，必须站到世界的高度，认识自己丰富的历史文化特质，科学定位、定向、定性，给世人“广州就是广州”的印象，而不是某个随意的口号。

“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世界性”或“国际性”，更多的是体现在与各国名城所具备的共性规律及其个性特色的对比关系上，在乎将城市丰厚的历史文化转化为现实的发展要素、旅游资本、交流名片，并成为现代城市建设的本质灵魂[2]；在乎历史文化必须能带来城市的发展优势，参与WTO，遵循世界通则，融入国际社会，用文化促旅游、促交易、促交流、促共赢。

广州——世界千年海上丝路第一商埠名城、帝国商都、中国门户、唐蕃坊、清“十三行”、鸦片战争、“西风东渐”、太平天国、康梁活动、黄埔军校，中西文化的碰撞地与交流的桥头堡、大陆文化圈与海洋文化圈的相切点，因商埠的开放性而成为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肇始地，—— 这是历史凝聚成的广州城市文化本质特性（图1）。

今后的发展方向、目标特征，虽有多元因素发生影响作用，但上述城市的文化本质，恐怕不会有大的改变。“广交会”、南方大港、“港澳台”联系、600万华侨背景、汪洋大海似的“粤商”团队、世界流行的南粤语系等众多物质与非物质文化构成要素，依然把广州形象摆在中国“第一商埠”的展台上。打好“千年商都”这张名牌，亮出世界“海丝文化”的旗帜，勇敢地迎接改革开放终极目标，广州将“中国第一国际商埠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作为自己的定位，可以毫不犹豫地肯定下来。

这一定位，对未来的城市发展可以起到引导、把脉、促进、扬长避短的作用。对国内某种随意性的“长官意志”、时髦性的“宏伟口号”、狭隘性的利益追求，可以度量权衡，检验是否符合这一“世界名城”的逻辑原理，从而获得少折腾、不折腾的效果。

2 特殊的商埠文化 永远的世界名城

广州素有“四地”之说——岭南文化中心地、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地、近现代革命策源地、改革开放的试验地。深化“四地”比较分析，广州的特质更应定义为商埠文化，永远的世界名城。

“丝绸之路”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狭义的说法，后者就是借助中国特有的丝绸等商品沟通中国和西方的古代航（通）道，亦即中国的海洋文化发展之路。广义的说法，可引伸为欧亚非美各洲各国的对外开放、文化交流、国际往来与通商贸易活动（图2）。

从国际关系学的视野看，“海上丝绸之路”货通万里重洋，情系亚非欧美，两千多年来，对各国人民的友谊与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广州是世界商贸链网上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秦汉时期，广州即为岭南海上门户，“番禺（广州）其一都会也”（《汉书·地理志》）。吴晋南朝海上丝路形成，广州确立了南海交通枢纽的地位，“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也”（郦道元：《水经注》泿水条）。隋唐“广州通海夷道”，所到之国100多个；海上丝路极盛，已成国际著名港口。蕃坊十万家，已有市舶使之设；国门敞开，条条道路通李唐（《唐会要》卷62《御史台谏》下）。五代动乱，余广州，仓廪足。宋元时期，设市舶司，“夷舶往来，百货丰盛”。元代广州比威尼斯大3倍，藩国145个之多（陈大震等《南海志》）。明清之际，广州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的环球贸易唯一港埠，“帝国商都、天子南库”。从近代社会到现代社会，依旧是按商埠城市的方向在运作、在发展。

从国内城市分类学分析，广州是一座有着2200多年建城史的河海型港口商埠城，具有悠久的海洋航运史，87年的“一口通商”外贸史。开放的地理条件与活跃的人文思想，孕育了独具海洋特色的岭南文化，由此引来100多年的近现代革命沧桑史。历代城址相互叠压，文物古迹璀璨，于1982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相比其他城市鲜明的外向型、包容性、先发性等特征，广州向世人更加凸显出“中国第一商埠文化名城”的形象。

从“四地说”的时空因果来看，只有“海上丝路始发地”一说属于最为本质的论断，它且具有世界性的空间概念，涵盖整个城市文明史的时间范畴，确定了与“策源地”、“试验地”的因果关系，厘定了“岭南文化”开放性、中心地形态的发展依据，由此形成了一个具有特征性的文化肌体—— “海丝文化”体系。其他“三地”均受此“地”影响，并以此为前提条件。无论从广义还是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广州的“历史”、“文化”、“名城”诸要素之内涵与外延，都宜归纳为“悠久的商埠文化，永远的世界名城”。其美学构成可有如下几点：

2.1 越是地方的，越是世界的

海丝文化为中国文明古国对外交流、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州有许多美丽的传说，标明了这里的人民很早就进入了文明的时代，使广州成为岭南文化的中心地。“穗城”、“羊城”、“五羊城”、“仙城”、“花城”，这一系列雅称、美名，蕴涵着广州无限的魅力和丰富着人们美好的想象。独特的区位和自然条件本身也是一种名誉资源。凡有粤语必唱粤曲。独特的粤语乡音，是为联系世界客侨粤民的纽带。广州在这洋的一个语境中生存和发展，是任何其他力量动摇不了的。广州语言景观是地道的，同时又是世界的。

2.2 越是历史的，越是生机勃勃

广州老城的国际形象是古代城市近代化的宝贵历史文化遗存，是中国骑楼建设史上巧夺天工的杰作。“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水连天”。“六脉皆通海，青山伴绿城。”广州古城山水相依、内外融合，大气又秀丽、刚性又柔情。汇集（东江、北江、西江）三江文化即珠江文化之精髓，以独特的地理优势赢得历史对“越城”、“坨城”、“任嚣城”的肯定，对顺其发展之势而形成的 “东西双城”、“宋三城”、合大风水的“明清城”等的赞誉。世界航海时代国际认定的东方商埠“Canton”的城市景观，就是以此为特征而发展的。众多的海丝文化古迹遗址，构成一部活着的海外贸易史。没有古城，就没有商埠文化；没有古城，新城就显得肤浅、缺乏厚重感。

2 .3 越富商埠性质，越易融入世界

广州是中国具有国际性影响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地与首善文明之区。十三夷馆的滨江风光享誉全球；“十三行”在世界贸易发展史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发生过重要作用。素有“千年商都”之称的广州因海上商贸活动，造就了600多万华侨分布世界各地[3]，同西方100多个国家长期的亲情及商务来往，使广州在国际上具有相当的地位和影响。广东会（省）城是一艘永不沉没的大海船，首先驶入了商品经济蓝色的海洋时代。今后广州也可成为完全性国际化自由贸易城市，“中国第一通商口岸城市”非广州莫属。

2.4 越是先进的，越是普适的

因为口岸城市先得民主意识的熏染，广州才成为中国近现代革命思想的孕育之地与革命之举的策源地。撕碎两千年封建社会大僵局的鸦片战争发生在广州，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大变局。城市格局与骑楼建筑的兴造，体现民主建国、发展商业、关注民生、科学强国的开放思想。摧毁5000年封建制度的民主思想的萌发和鼓动，发动对封建专制统治复辟的冲锋战斗，也都多次发生在广州。康有为变法、太平天国运动，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等无不说明了广州乃接受人类先进思想、放眼世界文明窗口，为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2.5 越有个性的，越是多元的

因为毗邻同声和气“一国两制”的港澳，因为具有长期海外互动关系的优势，当长期封闭禁锢的绳索一旦解除，广州则释放出巨大的活力、产生了对全国乃至世界性的影响。还是由于商埠城市的特质，广州演绎了“改革开放”试验地的故事，成为中国经济的先进模式。“得风气之先，开风气之先”这样一种喜人的社会现象，正是广州作为一个长期的世界商埠文化城市本应具有的历史使命。

3 保护名城文化遗产 制定世界名城战略

“说不清”的城市往往是缺乏特色的城市，任何世界名城都有自己的特色[4]。像水上之都威尼斯、港口之都鹿特丹、旅游之都夏威夷、建筑之都罗马、音乐之都维也纳、雕塑与绘画之都佛罗伦萨、电影之都洛杉矶、时装之都巴黎、啤酒之都慕尼黑、博彩之都拉斯维加斯、狂欢之都里约热内卢、汽车之都沃尔茨堡、会议之都日内瓦、金融之都苏黎士、大学城之都海德堡、论坛之都达沃斯、会展之都汉诺威、钟表之都伯尔尼、文学与艺术之都爱丁堡、赛车博彩邮票之都摩纳哥、体育与酒店业管理之都洛桑、软件之都硅谷、新艺术之都毕尔巴鄂，等等，无不具有自身的特色。那么如何寻找广州的城市特色呢？

城市主题文化定位是建立在城市宏观层面的政治、文化、经济于国际化城市讨论基础上的，一种更加精确、更加精炼、更加精准、更加核心的基本概念与表达方法。城市特色是城市最本质的特性、最生动的个性化反映，也是城市最现实的形态、最特殊的资源，更是城市最鲜明的发展主题。城市有了主题文化定位，就极有可能在世界城市符号谱表中占有清晰的位置，在万千个城市中瞬间被人识别出来，在世界万千个城市意向中具备独一无二的品性，在人们的标志识别系统中，具有过目不忘的形象。——与玻璃大厦无关、与GDP无关。

因此，广州名城的保护与建设，必须做到“先挖掘再论证，先论证再规划，先规划再建设”；如此保证选择准确的题材、把握正确的体裁，使广义的“商埠城市”思路不走题。

3.1 突出岭南特色，全力维护海洋文化的城市建筑风貌

海洋文化有待未来发扬光大。百越海洋文化之盛，可见《山海经·海内经》：“梁谣生番禺，是始为舟”。西汉时的广州就以海岸名城列为九大都会之一。广州应突出海洋文化的城市形象，保持特定的城市文化行为和开展相应的城市文化活动，使之成为广州城市形象推广的重要内容。南海的天文地理是“花城”的根源。广州的南海神庙（祠）、圣怀寺、妈祖阁等民间航海祭祀活动，与“水”相关的人文传播内涵丰富。老城的建设要用减法，突出做好“山、城、江、田、海”的景观与千年商都的有机结合，重视古海岸地理要素遗存、遗址公园建设。新区的开发，也要注重塑造城市的商埠特色，努力使建筑成为艺术，成为可供观赏的景点。具体项目中分布全城的骑楼街（图3），黄埔古村的外贸古港景观（图4），本身就是商埠开放的产物，可以鲜明的特色反映古城商都的地域特质与生活风情，展示出广州浓郁的亚热带风光与商业氛围，成为国际化自由生活之城、免签国际自由旅居之城。

3.2 运用历史遗存，全力彰显 “海丝文化”的艺术魅力

广州古城、西关是广州几千年文明的积淀，省级以上文物古迹有63处，市级文保单位169处，这是创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宝贵资源。因与“海丝文化”联系密切，须进一步挖掘整理，以多种方式亮出来、露出来，使之成为广州向世界展示的一张张名片，以文气聚人气增名气。特别是十三行夷馆遗址商埠文化博物馆的兴建，可以将当年繁荣昌盛、万国旗飘的十三行国际性风光再现出来（图5），弘扬WTO传统精神，促进广州同世界各国持续性的通商往来。除了夷馆遗址，所有与十三行相关的历史文化保护区或文物遗存：百千海舶停靠的粤海第一古港、悲金悼玉的行商园林海山仙馆、位于南华西街的行商家祠潘家大院、当年外商海员定期游玩的海幢寺及花地湾遗址、各个时期的粤海关大楼建筑遗址遗存、会城三塔遗址公园，中国第一个外资企业——科拜船坞修造厂（图6），都应该适时适地加以保护开发利用起来。欣闻广州欲与泉州、宁波、蓬莱、扬州等通商口岸城市联合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但愿这一申报能够获批，让广州成为自由贸易港口城市。

3.3 通过传承创新，展现一批有国际影响的名人名事遗迹

影响社会进步的重大历史人物、事件往往世界著名。广州有鸦片战争遗存的与众多民族英雄人物相关的从虎门到广州沿江数百座炮台串联而成的线性文化遗产（图7），有康梁“万木草堂”遗址、有世界名人孙中山先生的十多处革命胜迹景点，有享誉世界、联络全球的黄埔军校旧址，有东方的释迦摩尼六组遗迹；有世界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故居及其设计的火车南站，有与世界对话的历代国门窗口“广交会”系列遗址（图8），有流传海内外、根脉紧系广州的粤剧粤曲八合会馆……这些珍贵古迹亟待抢救复修。从事历史文化遗址的保护，再现这些历史文化奇观，打造具有心灵归属感的、又有国际影响力的自由宜居生活港，用名人文化品牌，日益扩大名城效应。

3.4 敞开城市胸怀，多方面推动积极进步的华侨文化建设

中国华侨，特别是广东、广州的华侨，不但为中国的社会近代化、民主革命进程，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在广州产业近代化、工业化，广东的乡村城镇化、城市化，广州城市建设的近代化、早期现代化，以及改革开放的后现代化启动与发展过程中，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广州与华侨的关系密切、普遍、多元、深刻、历史悠久，而且还留下许多纪念性、代表性、甚至是划时代性的文物建筑遗存或革命丰碑（图9）。是他们带来了海外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和雄厚资金，帮助和支持国内的革命和建设，同时也将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广州是国际商埠城市，华侨文化表现特别突出，华侨的贡献也特别大。做好华侨文化事业，可以为打造广州世界名城发挥更大更好的桥梁纽带作用。

3.5 通过文化杂交[5]，努力营造国际性视野的城市文化氛围

文化是演绎城市环境氛围最好的内容与手法，也是文化交流传播的最好形式。一个城市文化景观的内容除一些具体事物外，还有一种可以感觉到的、而难以表达的无形气氛。它往往与宗教教义、社会观念和政治制度等因素有关，给人一种抽象的观感[6]。应该使这种感觉让所有到达广州的游人从名城仅有的历史街区的环境艺术之中情不自禁地感受出来。她的雅称可能很多—— 岭南花城、千年羊城、南国明珠、骑楼之城、粤剧之乡、会展之都、南方大港、万邦口岸、天子南库、帝国商都、首义之区、改革之地、自由旅居之城…… 等等。这些方方面面可“万千宠爱在一身”，抓住城市主题文化特色——国际千年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第一商埠世界文化名城，统领全局，广州可望跻身“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之列。

4 结论

商埠文化就是海洋文化，开放性、普适性、交流性、公正性是其特色。这是广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城市文化资本”[7]。海洋文化将在黄土文化的背景上崛起。具有千年海丝文化的广州实乃中国第一商埠名城，近代始虽在产值上让位于上海，但本质特征并没有重大改变，始终活跃在世界商贸舞台上；作为中国式“文艺复兴”之城，或许在新一轮的社会政治体制改革中，再次发挥“得风气之先，开风气之先”的历史使命先锋作用。秉承中国海洋文化即当代中华文化中最为活跃的部分，必将对中国文化母体本身的发展与创新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8]。城市以文化论输赢。改革开放的文化事件将使广州永久立名于世界。保护复兴广州商埠文化的岭南本土化形象特色，从广义上打造世界自由商埠历史文化名城将是一个正命题。

参考文献：

[1] 南京市委宣传部．关于把南京建设成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总体研究[R]．．

[2] 朱晓进．“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确立阶段目标分步推进[EB/OL]．

[3] 冷冻，赵锟，庞洁．民国时期华侨华人与广州社会经济发展研究[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0：7.

[4] 幽兰操．城市文化景观[EB/OL]．http::// blog.sina. com..cn/kkbrs．

[5] 李晓明．“杂交”亦为文化发展之要旨——张忠培《文化杂交：广州的过去与未来》读后[N]．中国文物报，2011-05-13（8）．

[6] 城市主题文化与名牌城市战略[EB/OL]． blog.sina. com..cn/kkbrs.

[7] 张鸿雁．深圳城市发展战略定位的批判研究：中国改革试验场再创新（上）[J]．中国名城，2011（04）：12-16.

[8] 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岭峤春秋—— 海洋文化论集[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