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麗娟丨今存宋刻《周易》經注本四種略說——兼論十行本《周易兼義》的經注文本來源

今存宋刻《周易》經注本四種略說 ——兼論十行本《周易兼義》的經注文本來源

張麗娟

張麗娟，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版本學、經學文獻學。著有《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等。

 

摘要：本文比勘今存四種宋刻《周易》經注本，結合宋越刊八行本《周易注疏》、元十行本《周易兼義》及元相臺岳氏本《周易》，梳理諸本具有特徵性的異文，進而考察十行本《周易兼義》經注文本與其他早期《周易》版本之間異文分佈的規律性。期望由此獲得有關宋刻《周易》版本源流的深入認識，並對十行本《周易兼義》經注文本來源及注疏合刻問題做初步探討。

關鍵詞：《周易》經注本  十行本  注疏合刻

宋刻《周易》經注本今存四種，包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淳熙撫州公使庫刻遞修本《周易》、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天祿琳瑯舊藏宋刻本《周易》、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鐵琴銅劍樓舊藏宋刻本《周易》、臺北“中央圖書館”藏宋刻本《纂圖互注周易》，今皆有影印本或網絡全文圖像。本文抽樣比勘四種宋刻《周易》經注文本，結合宋越刊八行本《周易注疏》、元十行本《周易兼義》及元相臺岳氏本《周易》異文，梳理諸本異同，希望獲得有關宋刻《周易》版本源流的深入認識，並對十行本《周易兼義》的經注文本來源做初步探討。

 

一、今存四種宋刻《周易》經注本

宋代《周易》經注本的刊刻，見諸記載的有北宋及南宋國子監刻本、南宋高宗紹興初年葉夢得建康府學刻本、高宗紹興間興國軍學刻本、孝宗淳熙間撫州公使庫刻本，四川地區所刻蜀大字舊本、蜀學重刊大字本、中字本、中字有句讀附音本，杭州地區的廖氏世彩堂刻本，福建地區的余仁仲萬卷堂刻本及各類民間坊刻重言重言意本等，紛繁複雜，版本眾多。不過今有傳本者，僅以下四種：

1.宋淳熙撫州公使庫刻遞修本（以下簡稱“撫州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卷七以下配補清影宋抄本。十行十六字，小字雙行二十四字,白口，四周雙邊，卷末記本卷經注字數。鈐有“玉蘭堂”“華氏明伯”“華復初印”“季振宜讀書”等藏印，則明代中期至清初經文徵明、華復初、季振宜遞藏，可稱流傳有緒。民國間歸涵芬樓所有，《四部叢刊》影印即此本。

南宋撫州公使庫刻六經三傳，見於黃震《修撫州六經跋》及元初岳氏《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的記載。[1]今存世者僅《周易》《禮記》《左傳》《公羊》四經，諸經版式字體一致、刻工相通，其中《禮記》有淳熙四年（1177）撫州公使庫刻書銜名，他經之刻亦當在此前後。此本《周易》為修補後印本，曾經多次補版，版心標明補版年份，包括“癸丑重刊”“壬戌刊”“開禧乙丑換”“壬申重刊”。經考證，這些補版年份分別為紹熙四年（1193）、嘉泰二年（1202）、開禧元年（1205）、嘉定五年（1212），[2]此本印刷時間當在嘉定五年之後不久，距初刻已歷三十餘年。書中避諱嚴格，“敦”字可見缺筆，當出補版所改。

2.天祿琳瑯舊藏宋刻本（以下簡稱“天祿本”）。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卷一首半葉抄配。十二行二十四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左右雙邊。鈐“貞元”“伯雅”“天祿琳瑯”“天祿繼鑒”諸印。《天祿琳琅書目後編》著錄此本云：“是書不載鐫板年月，於孝宗以上諱俱闕筆，乃淳熙乾道年刊。字畫圓勻，槧法淨密，宋本中之佳者。明王世貞家藏，貞元、伯雅皆其家印。”[3]有文物出版社2016年影印本。

此本歐體精刻，紙墨俱佳。避諱嚴格，“媾”“慎”等字缺筆避諱，卷二《臨》“敦臨吉無咎”“象曰敦臨之吉”，卷三《復》“六五敦復無悔”“象曰敦復無悔”，卷五《艮》“敦良吉”“象曰敦良之吉”，並注文多處“敦”字，無一缺筆。刻工有劉昭、周彥、濮宣、章中、李、宋等，其中劉昭、周彥、濮宣曾同時参与紹熙四年（1193）兩浙東路茶鹽司《禮記正義》之刊刻，周彥、章中曾同時参与淳熙三年（1176）張杅桐川郡齋本《史記》之刊刻，[4]劉昭更曾參與慶元六年（1200）紹興府刊《春秋左傳正義》、嘉泰四年（1204）呂喬年刊《麗澤論說集錄》、嘉定五年（1212）序刊《歷代故事》、嘉定十三年（1220）陸子遹刊《渭南文集》等的刊刻工作。[5]結合本書避諱字情況，《天祿琳瑯書目後編》判斷此本為“淳熙乾道年刊”，當得其實。具體到刻工劉昭在嘉定十三年前後仍在刻書，以刻工工作壽命四十年計，此本之刊刻蓋不會早至乾道，疑為淳熙年間浙江地區官刻本，較撫州本同時或稍晚。

3.瞿氏鐵琴銅劍樓舊藏宋刻附释文本（以下簡稱“瞿藏本”）。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十二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邊。鈐“玉蘭堂圖書記”“文震孟印”“毛晉”“徐健庵”“乾學”“秦蕙田印”“味經窩藏書印”“汪士鐘印”“小謨觴仙館”“鐵琴銅劍樓”等，有明董其昌、文嘉、文震孟、文從簡、清秦蕙田跋。《中國版刻圖錄》著錄此本云：“宋諱缺筆至慎字，書體秀媚，字近瘦金體，知是南宋初葉建陽坊本。文字較他本多勝處。傳世宋版《周易》除淳熙間撫州公使庫刻本外，當推此為最善之本。近年瞿氏鐵琴銅劍樓印本，即據此帙影印。”[6]今有《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本。

此本刻書字體，與國圖藏南宋初年王叔邊刻本《後漢書》、北京大學藏南宋初建陽地區刻本《史記》、日本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藏紹興十年邵武東鄉朱中奉宅本《史記》等南宋早期建陽地區坊刻本的字體風格頗為一致，[7]即《中國版刻圖錄》所謂“瘦金體”。日本學者尾崎康論南宋前期與中後期建陽刻書的不同字體風格，云：“不同於《書林清話》所云‘有一種橫輕直重者，謂之為宋字’（蓋據南宋中期建刊本而言），此類字體不僅‘橫輕’，且整體輕盈，微顯右上勢，謂‘遒勁有力’似不相稱，謂‘娟秀’則頗覺恰當。”“至中期，建本字體變粗大剛硬，絕不似‘瘦金’。”此瞿藏本《周易》字體即典型的南宋前期建刻本風格。書中避諱至“慎”字，則刊刻已在孝宗時。

4.宋刻十一行本《纂圖互注周易》（以下簡稱“纂圖本”）。臺北“中央圖書館”藏。十一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二十五字，細黑口，左右雙邊，有書耳。鈐印有“周錫瓚印”“曾存定邸行有恆堂”“陸印樹聲”“菦圃收藏”等。

此本除附释文外，还刻入“重言”“重意”“互注”等内容，以白文陰刻標識；釋文出字以墨圍標識。卷十末附序上下經圖、楊氏太極圖、河圖之數、洛書之數、古今易學傳授之圖及六十四卦大象圖。今存宋刻經書版本中，有一大批題為“纂圖互注”“監本纂圖”“重言重意”等類型的傳本，但《周易》僅存此一部。此類型版本出自南宋中後期建陽地區書坊，多成系列刊刻，其內容在經注附釋文本基礎上，增入纂圖、重言、重意等，是南宋中後期民間流行的經書文本。此本可見“慎”“敦”字缺筆避諱，刊刻時間當在寧宗之後，在今存四種宋刻經注本《周易》中最為晚出。

 

二、四種《周易》經注文本之比勘

 

筆者以四種宋刻《周易》經注本卷一做局部比勘，並參考其他幾種早期《周易》版本：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刻八行本《周易注疏》（日本足利學校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簡稱“八行本”）、元刻元印十行本《周易兼義》（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本，簡稱“十行本”），[8]元初岳氏相臺書塾本《周易》（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簡稱“岳本”），以便觀察諸本的異文分佈及相互間關係。

卷一共錄得異文三十餘處，其中二十餘處為各本獨有異文，即他本（包括岳本、八行本、十行本）皆同，此本獨異者。各本獨有之異文，有的可斷為此本之版刻誤字，有的則不能排除有其他版本淵源。如《屯》注“不可以進故盤桓也”，撫州本“桓”誤作“恆”，他本皆不誤，此處撫州本正為補刻版葉，疑補版偶誤。天祿本《坤》注“地形不順其勢順”，脫“順”字；《蒙》注“蒙以養正，乃聖功也”，“養”作“義”；《蒙》“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脫“以”字。此數處他本皆不如是，疑亦天祿本偶然脫誤。四本中瞿藏本獨有異文最突出，如《乾》注“萬國所以寧”，瞿藏本“國”作“物”；“至於九三乾乾夕惕”，“三”作“二”；“乾體皆龍”作“乾之體皆龍”；《坤》注“居中得正”作“居中得位”；“任其自然而物自生”，“其”作“於”；《屯》注“民思其主之時也”，“主”上有“求”字；《需》注“盛德光亨”，“亨”作“享”；《訟》注“柔體不爭繫應在上”，“繫”作“擊”；《比》注“用三驅之道者也”，無“者”字；《比》注“為時所棄，宜其凶也”，“也”上多出一“者”等，皆他本相同、瞿藏本獨異者。

瞿藏本如此眾多的獨有異文，一方面反映其校勘質量不高，如“九三乾乾夕惕”作“九二”、“繫應在上”作“擊應在上”，文義不通，似因字形相近、上下文相涉等原因而偶然致誤；另一方面，瞿藏本獨有異文中，又多有文意兩通者，或虛詞之有無，並非出自手民之訛，而可能有早期版本依據。如《乾》卦“可與幾也”，他本皆如是，阮元《校勘記》有校云：“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與’下有‘言’字。”（293頁）[9]瞿藏本“與”下有“言”字，與古本、足利本同。《小畜》注“上為畜盛不可牽征”，他本皆如是，《校勘記》出校云：“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可’下有‘以’字，足利本有‘不’字。”（301頁）瞿藏本“可”下有“以”字，與古本合。

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已指出自藏《周易》文字上的獨特之處，其據以對勘者，乃相臺岳氏本及通行本。今以瞿氏所舉諸例，核以諸宋本及八行本、十行本，則瞿藏本獨異之處仍復不少。如《中孚》《繫辭》“吾與爾靡之”作“縻”不作“靡”，《遯》注“矰繳不能及”作“繒”不作“矰”，《巽》注“巽悌以行”作“弟”不作“悌”，此亦諸本皆同，惟瞿藏本異。《大壯》注“持疑猶豫”作“與”不作“豫”，則纂圖本與瞿藏本同作“與”，他本作“豫”。此數例瞿藏本皆與《經典釋文》一本合。又《說卦》“合順於道德而理於義”下諸本皆無注，惟瞿藏本多出小字注文“易所以和天道，明地德，理行義也”十三字。按《校勘記》此處有校記：“此下古本有‘易所以和天道，順地德，理行義’十二字注，足利本同，惟‘理行義’作‘理仁義’也。”（344頁）瞿藏本與古本、足利本合，文字稍有不同。

排除上述各本獨有之異文，卷一各本互有參錯、具有系統性特徵的異文共得十二條，具列如下：

1.《乾》注“反覆皆道也”。[10]“覆”，纂圖本、八行本、十行本同，撫州本、天祿本、瞿藏本、岳本作“復”。阮元《校勘記》無校記。

2.《乾》注“反覆皆道也”。“皆”，撫州本、岳本、八行本、十行本同，天祿本、瞿藏本、纂圖本下有“合”字。《校勘記》云：“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皆’下有‘合’字。”（293頁）

3.《坤》注“求安難矣”。“矣”，撫州本、天祿本、岳本、八行本、十行本同，瞿藏本、纂圖本作“哉”。《校勘記》云：“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下有‘哉’字，足利本‘矣’作‘哉’。”（295頁）

4《屯》注“莫善建侯也”。撫州本、纂圖本、岳本、八行本、十行本同，天祿本、瞿藏本作“莫善於建侯也”。《校勘記》無校記。

5.《屯》注“二雖比初，執貞不從”。“貞”，撫州本、天祿本、岳本、八行本、十行本同，瞿藏本、纂圖本作“往”。《校勘記》無校記。

6.《蒙》注“刑不可長”。撫州本、瞿藏本、纂圖本、岳本、十行本同，天祿本、八行本“長”下有“也”字。《校勘記》云：“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古本下有‘也’字。”（297頁）

7.《蒙》注“故包蒙吉也”。撫州本、瞿藏本、十行本同，天祿本、纂圖本、岳本、八行本“故”下有“曰”字。《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岳本、錢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故’下有‘曰’字。”（298頁）

8.《比》注“故必有他吉也”。“他”天祿本、十行本同，撫州本、瞿藏本、纂圖本、岳本、八行本作“它”。《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岳本‘他’作‘它’。”（301頁）

9.《小畜》注“今不能制初九之復道”。“復道”，撫州本、天祿本、八行本、十行本同，瞿藏本、纂圖本、岳本作“復自道”。《校勘記》無校記。

10．《小畜》注“夫大畜者，畜之極也”。撫州本、天祿本、瞿藏本、八行本、十行本同，纂圖本、岳本“極”下有“者”字。《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岳本、古本、足利本‘也’上有‘者’字。”（302頁）

11.《履》注“履道尚謙，不喜處盈”。“喜”，撫州本、天祿本、十行本同，瞿藏本、纂圖本、岳本、八行本作“熹”。《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岳本、錢本、宋本、古本‘喜’作‘熹’，《釋文》出‘不熹’。”（302頁）

12.《履》注“而志存于五”。“五”，天祿本、瞿藏本、纂圖本、十行本同，撫州本、岳本、八行本作“王”。《校勘記》云：“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五’作‘王’。按盧文弨云‘王’字非也，毛居正云：正義云以六三之微而欲行九五之事，則‘五’字無疑。”（302頁）

四種宋刻《周易》經注本中，撫州本、天祿本為單經注本，瞿藏本、纂圖本為附釋文經注本，纂圖本除附釋文外，還加入重言重意等內容。從文本類型來說，撫州本、天祿本沿襲了五代北宋國子監本以來經注本的傳統；瞿藏本、纂圖本均屬於南宋建陽地區新興起的私坊刻經籍體系。撫州本、天祿本的刊刻時間相近，地區不同；瞿藏本與纂圖本均屬建陽坊刻，但有時代區隔，文本類型也有差異。四種宋刻《周易》經注本的異文分佈，與其刻書時間、地點、刻書主體、文本類型等相對應，具有一定的規律性。 從參錯異文的分佈來看，瞿藏本與纂圖本共通異文最多，特別是《屯》注“二雖比初，執貞不從”，獨瞿藏本、纂圖本“貞”作“往”；《乾》注“反覆皆道也”，瞿藏本、纂圖本及天祿本“皆”下多出“合”字；“今不能制初九之復道”，瞿藏本、纂圖本及岳本“復”下多出“自”字，特徵性明顯，說明瞿藏本、纂圖本關係較近。兩本同為建陽地區坊刻本，異文接近實屬自然。不過，瞿藏本大量的獨有異文並未被纂圖本繼承，交錯異文中也有表現出一定差異，此外兩本的附釋文文本也有明顯不同，可知其並無直接繼承關係。在《禮記》《周禮》《左傳》等經的比勘研究中，纂圖本與余仁仲本異文具有高度一致性，[11]纂圖本當由類似余仁仲本發展而來。《纂圖互注周易》或亦如是。瞿藏本刊刻時間較早，屬於建陽坊刻經籍中的早期版本，其刊刻時間尚在余仁仲本之前。兩本之間有我們未知的版本缺環，故異文分佈表現出相當的差異。 撫州本為南宋官刻經籍的代表性版本。在《禮記》《左傳》等經的比勘研究中，撫州本與八行本異文最近，兩者形成一個系列，與余仁仲本-纂圖本系列兩相對立。[12]《周易》比勘同樣反映這樣的規律。最突出的是《履》注“而志存于五”一例。毛居正《六經正誤》曾指南宋國子監本之誤：“六三注‘志存于五’，‘五’作‘王’，誤。正義云以六三之微而欲行九五之事，是解注文‘志存于五’也。紹興注疏本、興國軍本皆誤作‘王’，唯建安余氏本作‘五’。”[13]毛居正所見南宋國子監本、紹興注疏本（即今傳八行本）、興國軍本（今已不傳）皆作“志存于王”，惟建安余氏本（當即余仁仲本）作“志存于五”。今撫州本、八行本正作“王”，與南宋國子監本同；而天祿本、瞿藏本、纂圖本皆已改作“五”，與建安余氏本同。《蒙》注“故包蒙吉也”，八行本雖較撫州本多出一“曰”字，但其“故曰包”三字擠刻於二字空格內，疑初刻時與撫州本同為“故包蒙吉也”，後校改補“曰”字。又《六經正誤》記《隨》卦：“彖辭注‘為隨而令大通’，‘令’作‘今’，誤。《釋文》‘令，力呈反，使令也’，‘今’字全無意義。”毛居正所見國子監本“令”誤作“今”，今檢撫州本此處亦誤作“今”，而他本包括八行本皆已改作“令”字，則說明撫州本較八行本更多繼承了國子監本面貌。

天祿本與撫州本同為單經注本，刊刻時間也相當，同屬官刻一係，但從異文來看，天祿本已較多受到私坊刻經籍的影響，其異文分佈介於撫州本與瞿藏本、纂圖本之間。《乾》注“反覆皆道也”多“合”字，《屯》注“莫善建侯也”多“於”字，《蒙》注“故包蒙吉也”多“曰”字，《履》注“而志存于五”等，顯示出天祿本對監本、撫州本一係的偏離。

 

三、十行本《周易兼義》的經注文本

十行本為通行《十三經注疏》的祖本，其注疏合刻的文本來源問題，是令人關注的話題。從《禮記》《公羊》《左傳》《穀梁》《周禮》等經的異文比勘來看，屬於官刻系統的撫州本、八行本，與坊刻系統的余仁仲本、纂圖本、十行本，可以明顯區分出兩個不同的異文體系。[14]十行本中此數經的經注及釋文文本與余仁仲本高度一致，從目前研究來看，此數經十行本當由余仁仲本（或與余仁仲本相近版本）與單疏本組合而來。但十行本中的《周易兼義》顯然比較特殊，其不散入釋音的體例，與《禮記》等經完全不同，其經注與疏文的綴合方式，也與他經有較大差異。顧永新、李霖都曾討論十行本《周易兼義》的文本來源問題。顧永新通過對《周易》諸注疏本乾卦異文的比勘分析，指出十行本《周易兼義》與八行本《周易注疏》之間“表現出十分明確的差異性”，“八行本顯誤或不同於他本者，十行本並不與之相同，亦未見十行本與八行本相同而不同於他本者”，判斷十行本《周易兼義》並非由八行本發展而來。[15]李霖則主要著眼於十行本與單疏本之異：“我們還發現《周易》單疏本的一些訛誤，元刊十行本《兼義》並未承襲，《兼義》文本更接近八行本。因疑宋刊《兼義》，可能是以八行本為基礎重新編輯疏文，調整分卷，並加入《釋文》及《略例》；也可能是以未綴合《釋文》的經注本為基礎，綴入北宋刊單疏。”提出了十行本《周易兼義》文本來源的兩種可能性。[16]二位學者的論點主要依據疏文比勘。今以《周易》經注本的比勘結果，與八行本、十行本相對照，或有助於對十行本文本來源的進一步討論。 上文提到，四種《周易》經注本卷一所得十二條具系統性特徵的異文中，瞿藏本與纂圖本具有較高的一致性，而撫州本與八行本異文較近，隱約呈現如我們在《禮記》《左傳》等異文體系中所見兩個系列的差異，這與其文本類型、刊刻主體、刊刻時期等正相對應。值得注意的是十行本的異文分佈。在《禮記》《左傳》等經注異文體系中，十行本與余仁仲本、纂圖本同屬坊刻體系；而在《周易》異文體系中，十行本反與官刻一係的撫州本、八行本一致度較高，與坊刻一係的瞿藏本、纂圖本差異較大。為進一步考察此問題，筆者結合阮元《校勘記》，核校四種經注本卷二至六（因卷七以下撫州本為抄配，故未列入考察範圍）相關異文，同樣與岳本、八行本、十行本相對照，希望獲得更多具備系統性特徵、能夠反映異文體系的參錯異文，從中觀察十行本與諸本之間異文的分佈規律。 與卷一比勘結果類似，依據《校勘記》核校諸本異文中，絕大多數仍是各本獨有異文。除瞿藏本外，八行本、十行本分別有相當數量獨異於他本之處。八行本獨異者，如《隨》注“隨不失正也”，他本皆如是，獨八行本無“隨”字；《復》注“復之不速，遂至迷凶”，他本皆如是，獨八行本“迷”作“遠”；《復》注“居厚則无怨”，他本皆如是，獨八行本“无”作“免”等。十行本獨異於他本者最多，如《否》注“居尊得位”，惟十行本如是，他本皆作“居尊當位”；《隨》注“雖為常義，志在濟物，心有公誠”，惟十行本如是，他本“為”皆作“違”，“有”皆作“存”；《臨》注“乃得無咎也”，惟十行本如是，他本“乃”皆作“則”；《觀》注“特處異地為眾觀”，惟十行本如是，他本“觀”上皆有“所”字；[17]《賁》注“欲靜則疑初之應”，惟十行本如是，他本“疑”皆作“欽”；《頤》注“言飲食猶慎而節之”，惟十行本如是，他本“飲”上皆有“語”字；《大過》“大過”下，他本皆有注文“音相過之過”，惟十行本缺五字注，等等，不一一列舉。 排除諸本獨有異文後，卷二至六共篩選出如下二十三條互有交錯的異文：

13.卷二《否》注“故茅茹以類”。撫州本、八行本、十行本同，瞿藏本作“故拔茅以類”，天祿本、纂圖本、岳本作“故拔茅茹以類”。《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岳本、古本、足利本‘茅’上有‘拔’字。”（303頁）

14．卷二《謙》注“上承下接，勞謙匪解”。“接”，撫州本、十行本同，天祿本、瞿藏本、纂圖本、岳本、八行本作“綏”。《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接’作‘綏’。山井鼎云宋板疏中‘接’字同今本。”（305頁）

15.卷二《隨》注“隨道已成，而特不從”。“特”，撫州本、天祿本、岳本、八行本、十行本同，瞿藏本、纂圖本作“時”。《校勘記》云：“岳本、閩、監、毛本同，古本‘特’作‘時’。”（307頁）

16.卷二《蠱》注“能堪其事，故終吉”。八行本、十行本同，撫州本、天祿本、纂圖本、岳本“終吉”下有“也”字，瞿藏本下有“者也”二字。《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岳本、古本、足利本下有‘也’字。”（307頁）

17.卷二《蠱》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撫州本、八行本、十行本同，天祿本、瞿藏本、纂圖本、岳本“也”上有“者”字。《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岳本、古本、足利本‘也’上有‘者’字。”（307頁）

18.卷二《觀》注“百姓有罪，在于一人”。“于”，十行本同，撫州本、瞿藏本、岳本、纂圖本作“予”，天祿本、八行本作“余”。《校勘記》云：“閩本同，岳本、足利本‘于’作‘予’，宋本、古本作‘余’，監、毛本作‘於’，按‘予’是。”（308頁）

19.卷三《復》注“反覆不過七日”。“覆”，八行本、十行本同，撫州本、天祿本、瞿藏本、纂圖本、岳本作“復”。《校勘記》云：“錢本同，岳本、閩、監、毛本‘覆’作‘復’。”（310頁）

20.卷四《大壯》注“持疑猶豫”。“豫”，撫州本、天祿本、岳本、八行本、十行本同，瞿藏本、纂圖本作“與”。《校勘記》云：“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猶與，一本作預。按：與，豫之假借字，預又豫之俗字。”（317頁）

21.卷四《明夷》注“巧所辟也”。“巧”，八行本、十行本同，撫州本、天祿本、瞿藏本、纂圖本、岳本作“乃”。《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古本、足利本‘巧’作‘乃’。”（318頁）

22.卷四《暌》注“未至於治先見殊怪”。“治”，十行本同，撫州本、天祿本、岳本、八行本作“洽”，瞿藏本、纂圖本作“合”。《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岳本、錢本、宋本、足利本‘治’作‘洽’，古本‘治先’作‘合志’，一本‘治’作‘合志’二字。”（319頁）

23.卷四《睽》注“四剠其應”。“剠”，撫州本、瞿藏本、纂圖本、岳本、十行本同，天祿本作“剋”，八行本作“刺”。《校勘記》云：“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古本‘剠’作‘刺’，《釋文》出‘四剠’。”（320頁）

24.卷四《蹇》注“往則失之”。撫州本、天祿本、纂圖本、岳本、十行本同，瞿藏本、八行本作“往之則失”。《校勘記》云：“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宋本、古本作‘往之則失’。”（320頁）

25.卷四《損》注“不敢宴安”。“敢”，撫州本、天祿本、八行本、十行本同，瞿藏本、纂圖本、岳本作“可”。《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岳本、古本、足利本‘敢’作‘可’。”（321頁）

26.卷五《姤》注“正乃功成也”。“正”，天祿本、瞿藏本、纂圖本、十行本同，撫州本、八行本、岳本作“匹”。《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正’作‘匹’，釋文‘正亦作匹’。”（323頁）

27.卷五《萃》注“己為正配”。“配”，撫州本、八行本、十行本同，天祿本、瞿藏本、纂圖本、岳本作“妃”。《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岳本、古本‘配’作‘妃’，釋文出‘正妃’。按：釋文‘正’云‘本亦作匹’。”（323頁）

28.卷五《鼎》注“飪孰也”。“孰”，撫州本、岳本、八行本、十行本同，天祿本、瞿藏本、纂圖本作“熟”。《校勘記》云：“岳本同，閩、監、毛本‘孰’作‘熟’。”（326頁）

29.卷五《震》注“威駭怠懈”。“懈”，撫州本、天祿本、瞿藏本、纂圖本、岳本同，八行本、十行本作“解”。《校勘記》底本作“懈”，云：“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懈’作‘解’。”（327頁）

30.卷五《歸妹》注“嫁而係娣”。“娣”，天祿本、瞿藏本、纂圖本、十行本同，撫州本、岳本、八行本作“姊”。《校勘記》云：“岳本、閩、監、毛本同，宋本、古本‘娣’作‘姊’。”按：岳本作“姊”不作“娣”，《校勘記》所云有誤。（328頁）

31.卷六《旅》注“止以明之，刑戮詳也”。“以”，撫州本、八行本、十行本同，天祿本、瞿藏本、纂圖本、岳本作“而”。《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岳本‘以’作‘而’。”（329頁）

32.卷六《中孚》注“立誠篤至”。“至”，撫州本、天祿本、八行本、十行本同，瞿藏本、纂圖本、岳本作“志”。《校勘記》云：“宋本、閩本、古本、足利本同，岳本、監、毛本‘至’作‘志’。”（332頁）

33.卷六《小過》注 “不為責主”。“責”，天祿本、瞿藏本同，撫州本、纂圖本、岳本、八行本、十行本作“貴”。《校勘記》底本作“責”，云：“閩、監、毛本同，岳本、宋本、足利本‘責’作‘貴’。”（332頁）

34.卷六《既濟》注“以既濟為安者”。“安”，撫州本、天祿本、瞿藏本、八行本、十行本作“家”，纂圖本、岳本作“象”。《校勘記》底本作“安”，云：“岳本、閩、監、毛本同，錢本、古本、足利本‘安’作‘象’，宋本作‘家’。案‘家’即‘象’之誤。”《校勘記》云岳本作“安”誤。（333頁）

35.卷六《既濟》注“故曰初吉終亂，終亂不為自亂”。撫州本、天祿本、瞿藏本、八行本、十行本同，纂圖本、岳本不重“終亂”二字。《校勘記》出校云：“閩、監、毛本同，岳本、足利本不重‘終亂’二字，古本同，‘初吉終亂’下有‘也’字。”（333頁）

 

以上僅據《校勘記》檢核各本，所錄容有遺漏，但當可反映整體大勢。檢核結果與卷一比勘結果類似，撫州本、八行本一係，瞿藏本、纂圖本一係，兩個系列的區隔還是比較明顯的，而十行本仍與撫州本、八行本保持較高的一致性。以全部三十五條參錯異文統計，十行本與撫州本、八行本一致度最高，與撫州本相同者二十四條，與八行本相同者二十三條，關係顯然較近。與瞿藏本、纂圖本一致度最低，相同條目各為九條。天祿本仍處於中間位置，十行本與其相同者有十五條。相較於《禮記》《左傳》等經十行本與余仁仲本、纂圖本為一係，與撫州本、八行本相對立，十行本《周易兼義》的情形剛好相反，它的經注文本明顯屬於撫州本、八行本陣營，而與建陽坊刻經注本有較大區隔。

我們說十行本與撫州本、八行本異文較近，並不意味其直接來源於撫州本或八行本，無論是十行本與撫州本之間，或與八行本之間，包括撫州本與八行本之間，都各有相當程度的差異。八行本既有如第12條《履》注“而志存于五”保持與撫州本一致之處，也有如第7條《蒙》注“故包蒙吉也”擠刻入“曰”字之處，反映出八行本校刻過程中所發生的文字變異。十行本在第11條《履》注“履道尚謙，不喜處盈”、第13條《否》注“故茅茹以類”、第14條《謙》注“上承下接，勞謙匪解”，第27條《萃》注“己為正配”等條目中表現出與撫州本的高度一致，但第12條《履》注“而志存于五”，第25條《歸妹》注“嫁而係娣”，同於瞿藏本、纂圖本而不同於撫州本，說明十行本《周易兼義》的經注文本，較撫州本為代表的監刻一係，也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偏離。因我們所見十行本僅有元代翻刻本，距離十行本經注文本的底本來源，中間有相當的缺環，這種偏離發生在哪一環節尚難斷言。[18]但八行本與十行本各自有相當數量的獨有異文，參錯異文中亦有不少差異，兩者經注文本當無直接繼承關係，十行本並非由八行本而來。此從顧永新《乾》卦注疏整體比勘中亦可見，從十行本與八行本注疏綴合方式的極大差異亦可見。而第20條《明夷》注“巧所辟也”，十行本獨同於八行本；第22條《蹇》注“往則失之”，八行本又獨同於瞿藏本，說明各本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總體來看，目前所見元十行本雖然本身多有錯訛脫漏，作為其底本的宋十行本或亦如是，但宋十行本所據以合刻的經注文本，應當來源較早，其文本更接近於撫州本及八行本。

 

四、經注本與十行本之《周易略例》

 

阮刻底本《周易兼義》缺《周易略例》，故阮本《周易兼義》九卷之後僅附刻《周易音義》，未附刻《周易略例》。今由柏克萊東亞圖書館所藏元刻元印十行本《周易兼義》可知，十行本《周易兼義》除附刻《周易音義》外，亦附刻有《周易略例》。撫州本卷七以下抄配所據為他本，無法反映撫州本《周易略例》原貌，八行本又無《周易略例》，故此處我們引入宋刻本《周易集解》之《周易略例》作為參照版本。

宋刻本《周易集解》，今藏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凡六冊十卷，現存殘卷四冊卷六至十，末附《周易略例》，全書圖像已在柏林國立圖書館網站公佈，頗便利用。此書為唐李鼎祚蒐輯兩漢至唐三十餘家《易》注而成。其初刻於北宋慶曆間，南宋乾道初鮮于侃守資州時刻於學官，嘉定年間鮮于侃之子鮮于申之又於蜀地大字刻之，今存宋刻本《周易集解》據研究即嘉定年間蜀刻大字本。[19]此本僅存卷五至十，卷十末題“易傳卷第十”，另起葉題“周易略例 王弼”，版心葉次另起，版心刻“略例”。據李鼎祚自序云：“其王氏《略例》，得失相參，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仍附經末，式廣未聞。”則《周易集解》末附《略例》，乃自李氏撰作即如是。

以柏克萊藏元刻元印十行本《周易兼義》末附《略例》與天祿本、瞿藏本、纂圖本、岳本及宋刻《周易集解》本比勘，可以發現十行本《周易略例》與諸經注本差異極大，而與宋刻《周易集解》本具有令人驚異的一致性。筆者取《明彖》及《明爻通變》兩篇，以諸本與宋刻《周易集解》相校，短短篇幅得異文五十餘條，除各本獨有異文外，絕大多數異文十行本與《周易集解》同，與天祿本與瞿藏本、纂圖本及岳本不同，且有的文句差異極大。如《明彖》注“統論一卦功用之體，明辯也，辯卦體功用所由之主”（天祿本、瞿藏本、纂圖本、岳本如是，下同），十行本、《周易集解》作“統論一卦功用之體，明辯卦體所由之主”。“眾不能治眾，治眾者至少以治之也”，十行本、《周易集解》三“治”字皆作“理”。“制其動者貞之一者也”，十行本、《周易集解》“貞”下有“正”字。“天下之眾，眾皆无妄”，十行本、《周易集解》“眾”字不重。“無為之一者，道也，君也”，十行本、《周易集解》無此句。“天地之運不足怪其大”，十行本、《周易集解》“天地之運”作“天地大運”。“忠貞之用，終無踈遠”，十行本、《周易集解》“忠貞”作“中正”。“明至少者為至多之所主”，十行本、《周易集解》作“明至少者多之所主”。“棄此一爻而舉二體”，十行本、《周易集解》作“棄此中之一爻而舉二體”。“道能生物，君能養民”，十行本、《周易集解》“民”作“人”。“非天下之至賾，神武之君，其孰能與於此”，十行本、《周易集解》作“非天下之至賾，其誰能與於此”。《明爻通變》“不必均高卑也”，十行本、《周易集解》作“不必限高下”。“道者虛無也”，十行本、《周易集解》作“道者虛也”，等等。岳本偶有與他經注本不同之處，《明彖》注“致由歸也，眾得皆存其存，有心歸於一，故無心於存，皆得其存也”，岳本“有心”作“有必”。而十行本、《周易集解》此節注作“致猶歸也，眾皆所以得其存者，必歸於一也”，缺末二句。《明爻通變》注“身雖潛屈”，天祿本、瞿藏本、纂圖本如是，岳本上有“初九”二字，與十行本及《周易集解》同。

從上述比勘來看，十行本《周易略例》與宋本《周易集解》所附《周易略例》有高度一致性，而與三種宋刻經注本有較大差別，且此種差別並非偶然的文字之異。天祿本、瞿藏本、纂圖本、岳本《周易略例》卷前皆有邢璹序，而十行本、宋本《周易集解》無此序。天祿本、瞿藏本、纂圖本題下有“略例者舉釋綱目之名，統明大理之稱，略不具也，例舉並也。然以先儒注《易》二十餘家，雖小有異同，而迭相祖述，雖比王氏所見特殊，故作《略例》二篇，以辯諸家之惑，錯綜文理，具錄之也”一節注文；十行本、《周易集解》及岳本無此段注文。天祿本、瞿藏本、纂圖本、岳本題“周易略例第十”或“周易略例卷第十”，十行本及《周易集解》僅題“周易略例”，無“第十”字樣。按《經典釋文》於“周易略例”題下有云：“此是輔嗣所作，既釋經文，故相承講之，今亦隨世音焉。或有題為‘第十’者，後人輒加之耳。”則諸經注本《周易略例》題為“第十”者為後起。十行本與《周易集解》皆於卷末附刻《周易略例》，不題“第十”或“卷十”，當屬早期文本特徵。又《周易集解》多存唐諱，[20]今《明彖》注“眾不能治眾，治眾者至少以治之也”，諸經注本皆已回改作“治”，獨十行本與《周易集解》作“理”。“道能生物，君能養民”，諸經注本皆作“民”，獨十行本同《周易集解》作“人”。此諸例尤可證十行本《周易略例》之淵源甚古。

《明彖》及《明爻通變》錄得五十餘條異文中，亦有宋本《周易集解》獨異之處，約十餘條。如《明彖》注“然則一為君體，君體合道”，諸本皆如是，惟《周易集解》不重“君體”二字；“剛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惟《周易集解》“乘”作“承”；注“夫陰陽相求之物，以所求貴也”，惟《周易集解》“相求”二字作空格；《明爻通變》注“情欲偽動，數莫能求”，惟《周易集解》作“情偽之動”；注“而聖明巧歷尚測不知”，惟《周易集解》“測不”作“不測”；“語成器而後有格”，惟《周易集解》無“器”字。[21]十行本及天祿本、瞿藏本、岳本等亦各有少量獨有異文，一二條或三四條不等。整體來看，十行本附刻之《周易略例》與宋本《周易集解》附《周易略例》或無直接繼承關係，但兩者具有同源性，而與經注本《周易略例》有系統性差別。

以上對宋刻《周易》經注本與越刊八行本、元十行本具有特徵性的異文做了粗略梳理。從異文分佈情況看，十行本《周易兼義》最初據以合刻的經注文本，與撫州本、八行本較為接近。十行本《周易兼義》所附《周易略例》亦更具早期文本特徵。又十行本《周易兼義》以釋文整體附刻於書末，題為“經典釋文卷第一 周易音義”，保持《經典釋文》單行本特徵，其注疏綴合體例在諸注疏本中又最為獨特。由以上種種現象看，十行本《周易兼義》的注疏綴合路徑、注疏綴合時間，與《禮記》《左傳》等經當有所不同。我們推測十行本《周易兼義》注疏合刻之初，蓋以類似撫州本一係的早期經注本（《周易略例》或另有來源）與單疏本綴合而成，其綴合時間當早於《禮記》《左傳》等經。[22]當然這只是就經注比勘所得粗淺的印象，還有待今後更全面深入的研究。

本文是2014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十三經注疏》版本研究”（14BTQ020）的阶段性成果。

[1]〔宋〕黃震《修撫州六經跋》見《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九十二，元後至元三年刻本。

[2]參見筆者《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77頁

[3]〔清〕彭元瑞等《天祿琳琅書目後編》，中華書局影印本，1995年，第243頁。

[4]〔日〕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中華書局，2018年，第268頁。

[5]以上諸本，除《歷代故事》藏日本靜嘉堂文庫（參見《靜嘉堂宋元本圖錄》解題第30頁），其他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據《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本。

[6]《中國版刻圖錄》，文物出版社，1960年，第1冊第35頁。

[7]參見《中國版刻圖錄》之《後漢書注》《史記集解》等條，及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第65頁。

[8]此本元刻元印，未經修補，可反映元刻十行本本來面貌，避免常見後印本中補版改字的干擾。

[9]〔清〕阮元《校勘記》用《續修四庫全書》第180冊影印本。括號內為影印本頁次，下同。

[10]以下出文皆用《四部要籍選刊》影印《阮刻周易兼義》，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

[11]參見喬秀岩《<禮記>版本雜識》，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3卷第5期，2006年；筆者《南宋建安余仁仲刻本<周禮>考索》，載《中國經學》第十七輯，廣西師大出版社，2015年；及《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有關余仁仲本《左傳》之比勘，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57頁。

[12]參見喬秀岩《<禮記>版本雜識》及筆者《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第157頁。

[13]〔宋〕《六經正誤》卷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下同。

[14]參見喬秀岩《<禮記>版本雜識》等；又刁小龍《<春秋公羊經傳解詁>版本小識》，《國學學刊》2010年第4期。

[15]顧永新《<周易>注疏合刻本源流系統考——基於乾卦經傳注疏異文的完全歸納法》，載《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九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

[16]李霖《宋本群經義疏的編校與刊印》，中華書局，2019年，第337頁。

[17]柏克萊藏元十行本“特”字與諸本同，元刻明修本“特”誤為“將”，故《校勘記》出文作“將處異地為眾觀”。

[18]目前所存最早的十行本《周易兼義》即柏克萊藏元刻元印十行本，其與宋十行本《周易兼義》之間已有一層翻刻，文字有所變異；而宋十行本注疏綴合時亦可能受到他本影響，文字上與來源文本有所不同。

[19]〔日〕高田時雄《宋刊本〈周易集解〉的再發現》，《國際漢學研究通訊》第2期，中華書局，2011年；李致忠《唐李鼎祚〈周易集解〉略考》，《文獻》2010年第4期。

[20]〔清〕劉毓崧《周易集解跋上篇》：“《郡齋讀書志》云‘鼎祚<集解>皆避唐諱’，今以<集解>全書核之，其中以‘代’字易‘世’字，以‘人’字易‘民’字，避太宗之諱也。以‘理’字代‘治’字，避高宗之諱也。以‘通’字代‘亨’字，避肅宗之諱也。”《通義堂文集》卷一，各句下原有小注，文繁不錄。

[21]《經典釋文》此處出“語成而後有格”，與《周易集解》同。

[22]一方面，《周易兼義》經注文本來源較早，而據李霖研究，其疏文來源亦較早，則其合刻時間當不會太晚；另一方面，若《周易》注疏合刻與《禮記》《左傳》時間相當，其時余仁仲本《九經》已成，《周易》完全可以仿效《禮記》等經用余仁仲本或類似版本作為來源文本。

注：本文发表于《历史文献研究》第45辑（广陵书社2020年），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张丽娟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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