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起源于野生粮食时代的黄淮平原

第二节

在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及文献记载中，易经的起源时代，及起源的地点是很清楚的。易经起源于伏羲时代，即“伏羲画卦”；起源地点是陈，即“伏羲都于陈”。伏羲画卦是说伏羲发明了易经，伏羲都于陈，是说伏羲建都于陈。陈就是陈国，位于现代河南周口淮阳一带。

但是传统上把伏羲理解成一个具体的人，一位具体的帝王，是有问题的。更合理的是，把伏羲看成一个文化，一个文化时代。同时，伏羲建都于陈的含义是伏羲文化的起源区域是在陈国一带，在周口淮阳一带。

对“三皇五帝”也都应该这样处理，都不应把他们看成具体的人，具体的王，不应把他们的都城看成具体的城市，而应把他们看成是一个个的文化时代，他们的都城则是这种文化的活动地区。

尽管“三皇”有很多版本，但是“伏羲、神农、祝融”这一版本比较主流，也比较权威，包含着中国文明历史发展阶段的关键信息，与现代的考古学资料相合。

《白虎通义》和《潜夫论》都列举了这一版本。《白虎通义》的作者是写《汉书》的班固，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是当时皇帝和的大臣、学者的一次重要学术会议的会议记录，代表着两汉的主流的、官方的学术思想。《潜夫论》的作者王符则是一位比班固稍晚的隐者，《潜夫论》代表民间阶层的知识水准。前者是两汉在朝的权威之作，后者则是在野的权威之作。

伏羲排在神农之前，位于三皇之首，有两层重要的文化史含义。一是，中国文明起源于伏羲时代，中国文明出现的标志就是易经的产生；二是伏羲时代时尚没有农业出现，中国文明和易经产生在农业之前，因为神农的含义是比较清晰的，即农业出现的时代。

第三节

现代人一个错误的成见是，只有农业才能提供稳定充足的食物供给，是文明出现的前提，因此文明一定出现在农业出现之后。现代考古学发现，在农业出现之前长达好几千年的历史阶段，在有充分规模野生谷物分布的地区，人们已经开始采集和食用野生谷物了，包括分布野生大米的中国南方、分布野生小米的中国北方和分布野生小麦的西亚新月地带。凭借野生谷物的稳定供给，人们的食物供给就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保障，从而就可以过程度不同的定居化生活。当定居程度达到一定的水准时，就会催生文明的产生。

准确地说，不是农业孕育了文明，而是稳定的粮食供给孕育了文明。而稳定的粮食供给并非一定要有农业，在农业之前，凭借采集野生谷物，同样也可以提供比较稳定的粮食供给。所以，农业并不是文明出现的前提，文明远在农业产生之前就出现了。农业只是文明出现后才出现的，是文明出现后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不是农业孕育了文明，而是文明孕育了农业。

考古学证明，在农业出现之前，中国南方分布着大量的野生水稻，中国北方分布着大量的野生谷子，西亚的新月地带，尤其是主要包括黎巴嫩、叙利亚在内的黎凡特地区则分布着野生小麦。凭借采集野生谷物，这三个地区均出现了比较发达的文化。但问题的关键是，易经和伏羲文化为何在唯独在河南周口淮阳一带出现，唯独在野生小米区的中国北方出现？

第四节

从更大的地理区位看，河南周口淮阳一带处于黄淮平原的中心，有史以来，黄淮平原都土壤肥沃，非常适合粮食作物的生长，无论是野生的，还是农业的，即便是现在，这里依然是中国的粮食主产区，中国的主要粮仓。

同时，黄淮平原尽管属于北方野生小米区，但是，却又处于南方野生大米区与北方野生小米区的交界处。这里很方便与南方的野生大米文化区进行文化交流，吸收其文化成果。所以，在野生谷物时代，黄淮平原具备世界顶级，甚至世界唯一性的地理区位优势，不仅自身土壤肥沃，而且可以吸收其他野生谷物文化区的文化成果。易经和伏羲文化正是中国南方的野生水稻文化与中国北方的野生小米文化在黄淮平原上交汇而产生的。

第四节

也就是说，在农业出现之前的几千年前，世界已经出现了三大野生谷物文化区：中国北方的野生小米文化区，中国南方的野生大米文化区，以及西亚的野生小麦文化区。在这三大野生谷物文化区中，中国南方的野生大米文化区和中国北方的野生小米文化区的地理条件远远优越于西亚的野生小麦文化区，原因有三。

第一个原因是，无论中国南方的野生大米文化区，还是中国北方的野生小米文化区，其面积规模都远远大于西亚的野生小麦文化区。野生小麦在西亚仅仅分布在所谓新月地带，就是在西、北、东三个方面半包围伊拉克的一个新月形的狭长地带，其面积根本不能与中国南方和北方同日而语。

第二个原因是，西亚野生小麦文化区的土壤肥沃程度也生态稳定程度也远远低于中国的南方和北方。黎巴嫩、叙利亚、土耳其东南部、伊朗西部山区的土地的肥沃程度，能与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平原比吗，能与华北平原比吗？更要命的是生态稳定性太差，实际上，西亚的野生小麦文化后来发生了干旱化、荒漠沙漠化，无法维持，而被迫迁移和消失。野生小麦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是黎凡特地区，主要包括现在的黎巴嫩和叙利亚，这就是考古学上著名的“纳吐夫文化”，这一文化出现在   却在  年  因干旱导致的野生小麦的消失而消失了。相比之下，中国南方和北方，不仅土壤肥沃，而生态稳定性极高，当年的野生大米小米区现在依然是主要的农业区。

顺便说一句，生态稳定性差正是中国文明与西亚文明的主要分野。这不仅导致他们的文明经常中断和消失，而且生态稳定性差让西亚人产生了深深恐惧，这导致宗教的产生。宗教的起源是多神教，多神教的本质是生态恐惧驱动下的生态崇拜，即希望通过巫术式的祭祀仪式来增强生态循环的稳定性，希望植物能够每年春天都能正常的发芽生长，这样就能保证粮食的稳定供给。所以，也可以说，宗教的本质是粮食崇拜，食物崇拜，希望通过祭祀仪式帮助粮食实现稳定供给。基督教至今依然在念的一句著名祈祷辞正可以说明这一点，叫“感谢主赐我食”。西亚是宗教的起源地，所以，一直到现在那里也是世界上宗教虔诚依然强烈的地区，只不过换了一个新的宗教形式，叫伊斯兰教。

第三个原因是，西亚的野生小麦文化是孤立文化，它周围并无其他的野生谷物文化与之相邻，与之直接交流和促进，而中国南方的野生大米文化和北方的野生小米文化则紧密相邻，可以相互直接交流和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促进可以孕育新文化，易经和伏羲文化就是中国两大野生谷物文化直接交流的产物，而西亚则没有这样的机会。

第五节

整体上，中国两大野生谷物文化区的地理条件优越于西亚野生谷物文化区的，而在中国的两大野生谷物文化区之间，北方的野生小米文化区又优于南方的野生大米文化区，原因在于野生大米对属于喜水作物，只能分布在天然水田之中，天然水田就成了其分布空间和分布规模的限制。而野生小米则是耐旱作物，其生长于并不依赖水田，而是分布在陆地之上。所以，野生小米的分布空间和分布规模可能远远大于野生大米，这导致其可获得性、易采集性远大于野生大米，最终，在野生谷物粮食时代，野生小米供给的充足性和稳定性远高于野生大米。凭借采集野生小米，人们可以过一种更稳定的生活，从而发展出一种更优秀、更发达的文化。

从根本上说，孕育发达文化，进而孕育文明的，是充分稳定的生活。稳定生活的基本保障是稳定的食物供给，而稳定的食物供给的基础则在稳定的粮食供给。粮食就是谷物的种子，当人类学会以粮食用作食物时，人类食物供给的保障程度就得到一个飞跃式提升。与其他任何种类的食物相比，粮食的最大优越性在于其可储藏性，不仅容易储藏，而且储藏时间长，可以远超植物的一个生长周期，即一年。只要在一个收获期储藏充分的粮食，就会保障在来年的收获期到来之前得到稳定的粮食供给。如此循环，就可保障食物供给的长期稳定，从而保持生活的长期稳定。一旦生活能够长期稳定，就会孕育出与之匹配的新文化来，孕育出文明来。

对粮食供给，人们普遍只注意到农业粮食阶段，而忽视了野生粮食阶段。人们已经形成一种错误的成见，认为粮食唯有农业可以创造。事实上，在农业出现之前的好几千年内，人们已经凭借采集野生谷物而获得稳定的粮食供给了。对粮食供给的误解，必然会导致对文明起源的误解。人们在文明起源上的错误成见是，认为文明出现在农业之后，是农业孕育了人类文明。事实上，人类文明起源于野生粮食阶段。

关于人类文明起源于野生粮食阶段，起源于农业之前的渔猎采集时代，有三方面的事实证据。第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献的记载，第二方面是考古证据，第三方面西方的神话资料。（  ）

在全球看，只有三个地区具备产生文明的资格，因为只有这三个地区在农业前分布着大规模的野生谷物，分别是分布着野生小米的中国北方，分布着野生大米的中国南方，以及分布着野生小麦的西亚。也就是说，就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而言，这三个地区的地理条件最优越，文明只可能在这三个地区首先产生。尽管中美洲也有规模的野生玉米分布，但是由于人类到达这里的时间相对太晚，对人类文明的起源并无贡献，在农业产生之前，这里并没有出现长期存在的野生玉米文化，所以不做考虑。

第六节

前文已经论述，在人类历史上的三大野生谷物文化区中，中国北方的野生小米文化区，中国南方的野生大米文化区，在地理条件上整体比西亚的野生小麦文化区更优越。所以，人类文明更可能首先在中国产生。在中国的两大野生谷物文化区中，北方野生小米文化区的地理条件又比南方野生大米文化区优越。所以，人类文明更可能首先在中国北方产生。而在中国北方，黄淮平原这一区域的地理文化条件又是最独特和优越的，所以人类文明更可能在中国北方的黄淮平原产生。黄淮平原才最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上真正的“两河流域”。

下面就来论述，为何在中国北方野生小米文化区中，黄淮平原的条件是最优越的。

除了拥有前文所指出的中国北方野生小米文化区所拥有的一般优势外，黄淮平原还拥有独特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黄淮平原的土壤是中国北方最肥沃的地区，最适合野生小米生长的地区，没有之一。即便是现在，黄淮平原依然是中国最主要的粮仓之一。可以想象在前农业时代，这里一定分布着中国北方长势最旺，面积规模最大的野生小米。凭借采集野生小米，当时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已经可以过上相对比较充裕和稳定的生活。所以，在中国北方野生谷物文化区中，这里的文化最为发达，应该是野生谷物文化区的核心区域。

第二方面，历来淮河被认为是中国南北方的分界线，黄淮平原紧邻南方的野生水稻文化区，最容易最先吸收南方野生大米文化的优秀文化成果。黄淮平原不仅是中国北方野生谷物文化区中文化最发达的核心文化区，而且又处于中国北方文化区的前沿，紧邻人类历史上另一个野生谷物文化区——中国南方野生大米文化区。这样以来，黄淮平原文化就形成了两大特征。第一大特征是发达，应该是当时人类三大野生谷物文化区中最发达的。第二大特征是开放，会经常与南方野生大米文化发生文化交流，能够学习和吸收其先进文化要素。

受西方人的误导，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关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存在一个巨大的谬见，认为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是在单个文化区域内部独立进化的结果，文明是进化出来的。事实上，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单个文化区独立进化的结果，而是两个甚至多个文化区之间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结果，文明是交流出来的。文明不是起源于文化的进化，而是起源于文化的交流。

所以，说人类文明更可能首先在黄淮平原产生，不是说人类文明可能首先在这一封闭的区域首先进化出来，而是说，某次中国南北方两大野生谷物文化的大交流，可能会催生一种更发达更高级的新文化出现，这种新文化已经突破了以前旧文化的局限，而可以称之为文明了。

第七节

这里有必要对“文明”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做一个界定。文化指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人类的任何种类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都可称之为文化。甚至连动物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也可以称之为文化。而文明则是指高级阶段的文化。不是所有的文化都是文明，唯有进入高级阶段的文化才是文明。但所有的文明都是文化。

那么区别文明和文化的文化高级阶段具体是指什么？即文明的标志是什么？答案是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心是人心，性是人性，人性也是人心之性。所以，心性就是人心，因为性也是人心之性，心是涵盖性的。心性的独立的自由实际也是人心的独立和自由。心之后加上一个性，意在强调，人性不是空的，不是白纸一张，而是天生就具备固定模式的感觉情感能力、是非判断能力和意志选择能力。这些天生的情感力、判断力和意志力就是人性，人心的基本属性。

心性独立着重于心性本身，说的是人意识到自己心性本身的存在；心性自由着重于顺应心性，说的是人应该按照自己的本心本性去生活，去充分发挥自己的本心。这两层含义就是判断文明的两个标准，达到这两个标准的才可称之为文明。

人的心性是无形和抽象的，人是不可以直接去感知心性的存在的，而只能间接地去感知。间接地感知，就是通过“事”去感知，通过“做事”去感知。人在做事的过程中，会与外人外物发生接触，这些接触会触发人心内在的情感力、判断力和意志力，通过了解和感知这些情感、判断和意志，就可以了解和感知自我的心性，并通过自己的心性去推知别人的心性。

这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格物”就是做事，到事中去，“物”就是“事”。“致知”就是学习和感知自己的心性因为事所激发而产生的情感、意志和判断，通过这些情感、意志和判断去学习自己的心性本身。

所以，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理解比朱熹更为准确，他认为致知就是“致良知”，“良知”就是人心的天然之知。良知是内在于人心之中，而非外在于外物之中。但是，良知又必须通过外物的激发才能显现，没有外物的激发，我们又对良知一无所知。所以，“致知”不能靠冥想，必须去做事，必须去“格物”。

“知行合一”则进一步强调“致知”和“格物”的关系，两者是相互依存的。人心之知是抽象存在的，不可以直接去感知，必须通过做事，通过格物，即“行”。要“知”必须去“行”。同时，“知”是内在于人心的，而非独立地存在外物之中，所以，做事、格物、行的目的并不在做事、格物、行的本身，而是通过做事、格物、行去感知自己的内心之知。而且，做事、格物、行自然而然地会激发自己内心之知的显现，即激发心性的情感力、判断力和意志力自动地去发挥作用而去产生情感、意志和判断，这些情感、判断和意志就是“知”。

观察世界有两种视角，一个视角是从心性的产物着手，把心性的产物当成独立之物，另一个视角是从心性本身着手，认为真正独立的是心性，心性产物是由心性所产生和发出，不具备独立性。一切社会现象，一切历史，一切人类行为，一切学问，一切宗教，乃至一切人类关于世界的认知，都是心性的产物，都是由心性所发出。然而，第一个视角却因为没有意识到心性的存在，而误认为心性之产物是独立存在的。

一旦将心性之产物当成独立实存，人的心性就丧失独立地位，这样以来，这个世界本身不仅显得就是复杂的令人难以把握，而且世界又是高高地凌驾于人之上，凌驾于人的心性之上。人就会把信仰和追逐某种心性产物当做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人，人的心性就为人的心性之产物所决定。或者说，人，人的心性反而沦为人自身心性产物的奴隶。

一旦，人意识到自身心性的独立存在，意识到心性产物并不具备独立性，真正独立的是自身的心性。这个世界将变得简单和可控，因为所谓的世界不过是人的心性的产物。这就是王阳明“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意蕴所在。人生的意义就不可能会是信仰和追逐心性产物，而是顺应心性自身。

第八节

前文已经指出，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是判断文明的两个标准，这两个标准也可以压缩为一个标准，就是心性标准。一个实现了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的文化，就进入心性文化阶段，就是心性文化。一个文化，唯有成为了心性文化，才可称之为文明。

按照这样的标准，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仅有唯一的一个人类文化是心性文化，唯有这个文化才称得上文明，这个文化就是易经出现以后的中国文化。易经的核心思想就是心性思想，即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心性文化的出现是从易经始。这一点在面会专门设一节详细论述。易经出现之后的中国文化，可以称之为易经文化，也可称之为心性文化。

在易经出现之前，人类历史尚无文明；易经出现之后至今，在中国之内，易经开始从其诞生地黄淮平原向其他地区传播。在全球，易经则开始逐渐向中国之外的其他区域传播。

但是，在中国，很长一段时期，可以文明仅存于黄淮平原之内，其他区域则是依然保持着蛮夷的文化。事实上，这种文化不平衡的格局，即便是现在依然可以清晰可见。黄淮平原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也是核心区，至今依然。中国的传统文化要复兴，必然首先在这个区域复兴。

在全球，尽管易经自产生以来，持续不断地向中国之外传播，但是，易经的核心思想传到中国之外后，都被异化了。

九

伏羲是“三皇”的第一皇，神农是第二皇，这意味着伏羲时代在神农时代之前。神农的含义是清晰的，就是农业的出现。神农时代就是农业开始出现的时代。所以，农业出现的时间就是神农时代的起点和伏羲时代的终点。现代考古学证实，农业出现的时间大概是10000年前，这是伏羲时代的终点。

更难的确定伏羲时代的起点。所幸，现代民俗学、语言学、考古学可以提供线索。

在上世纪20年代，闻一多运用民俗学和语言学的方法对伏羲进行了考证，他的结论是，伏羲就是葫芦。他进而认为，伏羲崇拜就是葫芦崇拜，葫芦崇拜又是生殖崇拜。葫芦的籽有多又大，崇拜葫芦可以保佑妇女怀胎生子，类似于后来的观音崇拜。

进入新世纪，一位彝族文化学家，刘志一先生（已去世）根据彝族的民俗资料，对伏羲提出新的更合理的解释。刘志一认为闻一多关于伏羲与葫芦有联系的考证是正确的，但是，生殖崇拜的解释却是错误的。他指出，伏羲更准确的含义是用葫芦去做陶器，是一种革新的制陶工艺。通过葫芦，伏羲又和陶器联系起来了。

现代考古学已经证实，中国是陶器的起源地，中国出土的最古老的陶片远远早于世界其他地方所出土的。实际上，中国之外，出土最古老陶片的地方是东北亚，包括日本和俄罗斯的东北亚地区，最古老的大约在15000年前。一度东北亚的陶器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陶器，东北亚也被认为是陶器的起源地。直至2010年，中国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发现了一块20000年前的陶片。湖南道县出土的陶片也在18000年前。

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的考古学教授李小红，对中国南方和东北亚所出土的陶器年代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陶器起源于中国南方，东北亚的陶器是从中国南方传播过去的。

在传统记载中，对伏羲的活动地点也是没有疑义的，是《诗经》中的陈国，即“伏羲都于陈”。陈就是现在的河南周口淮阳一带。在一个更大的地理区位看，周口淮阳位于黄淮平原的中心地带，而黄淮平原历来是中国最肥沃的地区之一，即便现在也是中国的粮食主产区之一。

黄淮平原位于中国南方和东北亚之间，如果陶器从南向北传播，必然要经过这一区域。如果假定20000年前陶器开始从中国南方向北传播，并于15000年左右传播到东北亚，历经了5000年的时间。东北亚到中国南方的距离大约是   公里，这样就得出陶器南北传播的速度是公里/年，周口淮阳距离中国南方的距离的大约  公里，所以，陶器传播到这里的需要  年，时间点是16000年前。（年代推导，请参考以前的恶《易经起源于16000年》这篇文章， ：历史心性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