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的文字解释与思想特征
玄学又称为玄远之学。随着东汉时期儒家名教的衰败，曹魏初年，政治上的“综核名实”的需要，引导着当时的学术思潮向两个方面歧出：一是从儒家而外寻找政治理论基础，二是对人才的品评、鉴别方法作更进一步的抽象思考。《文心雕龙•论说》既称“魏之初霸，术兼名法”，那么，名理学与法家的政治学相结合，显然是曹魏政权的基本特征。同时，儒家思想的深厚传统也并未就此消歇，仍以各种方式在现实政治和人伦日用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价值规范作用。所以，以政治方面的名实问题为出发点，由此融通儒、道、名、法诸家学说，是曹魏之际一个重要的思想学术背景。可见当时所谓的名理之学，实在是含有很多的法家乃至儒家政治理论成分在内，并非像稍后一些风流名士所展示的那么自在、超脱。或者，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唐长孺先生关于玄学家中的“正统”与“别派”的看法。所谓“正统”，是指一批在朝的玄学家，他们从研究名理转向道家的“无名”学说，试图重新阐释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其基本精神是门阀士族的特权意识，根本上并不反对“名教”。至于“别派”玄学家则由一批不得志的士人组成，他们提出“自然”的观念来同“名教”相对抗，颇有一些愤世嫉俗的心情掺杂在内。下面我们主要讨论“玄学”。
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玄”字的本义是“幽远也”。实际上，“玄”的原初含义是指一种深赤而近黑的颜色。“幽远”己是它的引申义。《周易•坤•文言》中有“天玄而地黄”的话，即是借“玄”字来喻示“天”的幽深邃远之象。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将“玄”字用作哲学概念的，始于春秋末年道家隐士老聃撰著的《老子》一书。老子认为，“先天地生”的“道”本来无从名但我们又不得不借助名言来予以表述，所以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第一章）这里，老子意在以“玄之又玄”的说法来形容“道”的高、深、幽、远，要义仍当会通于他的一整套“道论”体系，尚无后来玄学所谓的“玄远”之意。况且，老子的学说也并非一味地用心于“玄之又玄”；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百家的学说大都意在用世，《老子》一书中的许多立论也颇为重视切合实际人生的曰用，包含了不少与政治、兵法和养生等等相关的具体内容。因此，严格而论，倡导“玄之又玄”的老子之学，本身还不完全具备“玄学”的抽象特征。
从现存的史料记载看，“玄学”这个名称的正式使用大约是在西晋以后。至少《宋书•雷次宗传》里己将“玄学”与儒学、文学、史学并称“四学”，可见当时这一名称己然较为普及了。在此之前，人们更多是用“玄远”二字来概括这一学派的思想特征。
汉末魏初，作为两汉儒学的逆反，也相应于当时动荡的政治局势，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崇尚道家“无为”学说的思潮。从某种角度看，这一现象也反映了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儒家的“正名”学说和法家的“循名责实”，从逻辑上予以进一步的阐释，必然导向道家的“无名”乃至“无为”。稍后，一些士大夫将属于道家的典籍《老子》、《庄子》与原本是儒家经典的《周易》合为一类，并称“三玄”，结合当时的名辨学说予以多方引申和发挥，蔚然而成一种风气。这中间既有属辞清简、意蕴丰足的“玄言”，也不乏妙语连珠、不着边际的空论。时人将这类言论统称作“清谈”、“清言”，而参与这一思潮的士大夫则因此被冠以“名士”、“名达”的称号。然而，一时的社会风气尚不足以称“学”。这里仍须作进一步的分析。
《世说新语•德行》注引《李康家诫》说：“然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籍）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慎乎！”这是说名士阮籍在为人方面颇为谨慎，言谈之间从不涉及周围的人事。同书《规箴》中又说：“王夷甫(衍）雅尚玄远。”这是称叹另一位名士王衍的情趣高雅，不留意四周纷繁的俗务。尽管两段文字从不同的侧面点明了魏晋名士“玄远”的处世态度与情感寄托，却仍然没能揭示出玄学之为“玄
远”之“学”的特征。不过，同书《文学》中的一则记载相对而言似乎触及了问题的实质：“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这里，“谈尚玄远”、“有争而不相喻”云云，表明荀粲、傅嘏两人的言谈超出了具体的事象而趋于思辨的一路。相对两汉尊崇儒家经学、注重政治人伦和阴阳气化等等感性经验或功能直觉的思维方式而言，“玄远”之“谈”显示了一种新学术风格。今天，现代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借鉴西方哲学，将这一“玄远”之“谈”的内容归结为“共相与殊相”、“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应该说是比较恰当的。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现代另一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对“玄学”之为“玄远之学”下了一个更为概括的定义：“夫玄学者，谓之玄远之学。学贵玄远，则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Cosmology)，而进探本体存在（Ontology)。论人事则轻忽有形粗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汤用彤学术论文集》，第214页）至此，玄学的发展受自身内在逻辑的引导，己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原先的特定政治背景。“玄风”之初，其动机仍有着试图为现实的政治人伦和人性自然寻找抽象依据的意味。然而，随着命题本身所蕴含的逻辑特性的全幅展开，其中心论旨己然导向了本体论方面的研究。在以后的发展中，玄学“清言”基本上围绕了“本、末、有、无”及其相互关系开始演绎起它的“辨名析理”的抽象历程。其中“本”是本体，“末”是末用，“有”是具体、客观的存在物，“无”是超时空的“道”或“自然”。总之，既非原始道家的“道论”，亦非两汉儒家、黄老家的“元气论”——而是本体论，成为了魏晋乃至南北朝整个玄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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