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说法是当前“于”姓人大多来自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大将于谨，这个说法是否可信？

于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人是于谨的后代这个说法肯定是可信的，但是能不能到“大多”这个程度，应该得借助分子人类学了，当然这个我完全不懂，只能从史料简单分析一下。

首先，于姓是一个古老的汉姓，西汉时就有丞相于定国，并且根据《汉书》的记载可知，于定国的父亲在东海郡是非常有声望的一个人，可见其家族在东海郡应当是有一定地位的。

其父于公为县狱吏、郡决曹，决狱平，罗文法者于公所决皆不恨。郡中为之生立祠，号曰于公祠。——《汉书·于定国传》

但是自于定国及其子孙于永、于恬之后到北魏之前，于氏见于史册的人屈指可数，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曹魏大将于禁了，于禁是泰山矩平人，虽然泰山郡离东海郡不远，不过于禁是否出自东海于氏家族很难说。

进入中古时期开始，于氏的名人在史料开始呈现爆发姿态，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正是来自代北的虏姓家族万纽于氏的发迹，其中以北魏的于栗磾家族以及西魏—北周的于谨家族为核心。

这里要指出一点，虽然于谨在家族谱系的构建中自称于栗磾后人，但实际上分析史料不难发现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攀附行为，根据《魏书·于栗磾传》的记载，于栗磾长子于洛拔有六子，为烈、敦、果、劲、须、文仁；而《北史·于栗磾传》虽然也记载了于洛拔有六子，但是具体到人则只有烈、果、劲、天恩四人，并且于天恩是不见于《魏书》的。

中华书局本《北史》校勘记就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们根据于谨的生平推测出于天恩不可能是于劲的弟弟，进而怀疑北史记载的真实性，他们做出了一个推测认为《北史》中的相关记载是“据于氏家传。”

“据于氏家传”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成书于唐代以后的《北史》、《元和姓篡》、《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虽然对于谨的世系记载有所差异，但是均载于谨为《魏书》中不存在的于天恩后人。

注：《元和姓篡》自己也记载了于谨为于洛拔五世孙，故《姓篡》缺失的世系可能是今本的错漏。

不过三者之间对于于谨和于栗磾之间的世系数以及人名记载各有不同，这一点岑注《元和姓篡》和赵明诚的《金石录》都进行过考证，但是没有得出具体的结论。

根据王化昆在《北朝隋唐河洛大族于氏的几个问题》中的考证，于谨之父于提实际上就是《北史·节义传》中提到的于提。

父提，陇西郡守、茌平县伯。保定二年，以谨著勋，追赠使 持节、柱国大将军、太保、建平郡公。——《周书·于谨传》

朱长生、于提者，并代人也。孝文时，长生为员外散骑常侍，与提俱使高车。既至，高车王阿伏至罗责长生等拜，长生拒之。阿伏至罗乃不以礼待。长生以金银宝器奉之，至罗既受献，长生曰："为臣内附，宜尽臣礼，何得口云再拜，而实不拜。"呼出帐，命众中拜。阿伏至罗惭其臣下，大怒曰："帐中何不教我拜，而辱我于大众？"夺长生等献物，内之丛石，兵胁之曰："为我臣则活，不降则杀汝！"长生与于提瞋目厉声责之曰："我为鬼，不为汝臣！"阿伏至罗大怒，绝其饮食。从者三十人皆求阿伏至罗，乃给以肉酪。长生与提又不从，乃各分徙之。三岁及放还。孝文以长生等守节，远同苏武，拜长生河内太守，提陇西太守，并赐爵五等男，从者皆为令长。——《北史·节义传》

孝文帝时人、陇西太守、这些都是对得上的。

清代出土的《大唐濮阳县令于孝显碑》也记载也能印证这一点。（于孝显为于谨孙）

曾祖提，魏孝文以敕勒地居□□，气接幽都，陆梁狼望之前，掘强龙庭之外，遂授公节钺，奉使宣威。公喻以存亡，示其祸福，敕勒犁颡树颌献马称藩，主上嘉使乎之功，授以征北将军、陇西太守。自魏历将终，周图已兆，先臣旧佐，咸加爵赏，蒙授使持节、太傅、柱国大将军，封建平郡开国公，从班例也。

那么既然于提是于谨之父，从年代来看，于谨就不大可能是于栗磾后人了，因为于提曾于太和十四年（490）出使高车，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于提的年龄应该在20岁以上了，那么他应当生于延兴元年（471）之前，而于洛拔的长子于烈生卒年为太延三年（437）至景明二年（501），也就是说如果于天恩是于烈、于果、于劲的弟弟，他的生年不可能早于438年，而于提如果生于471年以前，除非于任（任生）、于子安（安定）都是15岁就生小孩。

所以说于谨为于栗磾之后实际上应当是于谨家族对于建立北魏的勋贵家族的一种攀附，陈鹏教授认为这一行为可能与西魏的改复胡姓有关，在这一政策的执行期间，将自己的家族嫁接到于栗磾家族的谱系中去。

到这里就能看出来，《北史》校勘记中的“据于氏家传”是非常合理的推测，而题主提到的于姓为姬姓后裔邘叔，同样也是“据于氏家传”。

因为这个说法也来自《元和姓篡》以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周武王第二子邘叔子孙以国为氏,其后去邑单为于氏——《元和姓篡》

于氏出自姬姓。周武王第二子邗叔，子孙以国为氏，其后去“邑"为于氏。其后自东海郯县随拓拔邻徙代，改为万纽于氏。后魏孝文时复为于氏。——《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当然，这里也并不是要否认于氏出自姬姓，重点在于《新唐书》中的说法，于氏是从东海迁代北变成万纽于氏的，这个是中古胡姓或者说虏姓家族中常见的望托高门、攀附世系的做法，其目的还是在于尽量隐去自身家族的胡人属性。

这一支在北朝隋唐时期兴旺发达的于氏，也就是于谨后人，其郡望为河南洛阳，首先我们将其称为河南于氏。

关于河南于氏的族属，其实成书于宋代的《广韵》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望出河南者，即《后魏书》万忸于氏，后孝文时复为于氏。凡诸姓望在后而称河南皆虏姓。后魏孝文沼南迁者死不得还，即葬洛阳，故虏姓皆称河南焉。于为东海望族。

《广韵》中指出“凡诸姓望在后而称河南皆虏姓。”，我们再引用王化昆的一个观点“于氏始终为洛阳人”。《周书·于谨传》中称于谨为河南洛阳人，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则称于谨为京兆长安人，但我们都知道于谨当然是河南洛阳人，这实际上代表了中古时期被记载为京兆万年人的于氏实际上也是河南于氏，也就是《广韵》所说的虏姓。比如说《旧唐书·于邵传》载于邵为京兆万年人，但于邵自己写的《河南于氏家谱后序》实际上已经明确证明了自己的出身，《旧唐书·于志宁传》中说他是雍州高陵人也是同理。

再来看《广韵》中提到的“于为东海望族”，到宋代姓文，山东已经成为了全国于氏最多的地方（至今也是如此）。但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东海的于定国家族在其子孙之后就已经声名不显了，《元和姓篡》中，以东海为郡望的于氏只有于季子叔侄。

汉有于公，生丞相西平公定国；生永，御史大夫。魏有将军于禁。唐中书舍人于季子，今居齐郡历城，侄孺卿。——《元和姓篡》

于季子、于孺卿在两唐书中均无传。于季子历任侍御史、司封员外郎、中书舍人等职，于孺卿官至监察御史。从二人的官位来看，可以推测东海于氏在这一时期家族并不显赫。

但是我们知道，虏姓于氏此前为了顺应国家的政策，同时也为了攀附高门，已经将自己的世系嫁接到了于栗磾家族身上。那么到了隋唐时期，一方面出于自身家族的汉化，另一方面国家也已经变为汉族政权，他们实际上也是有洗清家族胡人属性的需求的，于是他们又开始将自己的世系托付到东海于氏身上。

君讳宽……汉丞相定国高门待封，即其后也 ——《于宽墓志》（于谨侄）

公讳遂古，字前经，其先东海郯人也……汉史标荣，髙门肇其□庆 ——《于遂古墓志》（于谨五世孙）

君讳思□，字惟敬……高门贻荣，翊元功于西汉 ——《于思□墓志》（于谨五世孙）

公讳大猷，字徽，本东海郯人……金章建国，里中大丞相之门 ——《全唐文·于大猷碑》（于谨六世孙）

君讳知微姓文，字辩机，其先周封□□□□□□□□□□□东海为□，其后仕于魏，亦家于代 ——《全唐文·于知微碑》（于谨六世孙）

公讳上恭，字履揖，其先东海人也，汉太守定国之胤 ——《于士恭墓志》（于谨六世孙）

夫人姓于氏，其先东海郯人也 ——《蒋楚宾妻于氏墓志》（于谨七世孙）

夫人于氏，河南人也，其始宗于汉，高门之所昌 ——《孙备妻于氏墓志》（于谨十二世孙）

所以在唐代并不显赫的东海于氏家族为何到了宋代成为于氏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呢？我想这跟隋唐时期的望族河南于氏将自己的世系攀附至东海不无干系。

不过，这样就能代表他们都是鲜卑人于谨的后人吗？当然是不能的，因为攀附世系这种事，你能干，我也能干。比如唐代诗人于濆，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他是于谨七世孙于頔的从孙，但是根据权德舆《于公先庙碑铭》可知，于頔兄弟四人中压根就没有于濆的爷爷，《元和姓篡》也完全没有记载。那么他大概率也是攀附河南于氏罢了。

正如仇鹿鸣在《“攀附先世”与“伪冒士籍”——以渤海高氏为中心的研究》中所指出的。

正是由于谱系对于士族政治、社会地位的升降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因此士族谱系在构建过程中往往掺杂着各种各样的复杂因素。从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两个相辅相成的现象：其一是攀龙附凤式的追认，即士族极力地将其先世追溯到汉魏高门；其二是伪冒士籍，即出身较低的士人千方百计地冒入士族之中。这两种现象的普遍存在造成了中古士族谱系的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