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李伟荣.夏含夷与易学研究——兼及典籍翻译与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之间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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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雷文德( G．Redmond）于2017年出版译著《易 经》，书中随处可见他对美国著名易学家、中国史学家夏含夷( E．L．Shaughnessy，1952－) 易学著作的征引。譬如，该书注释有言: 对于王家台秦简、上博楚简和马王堆帛书的重要性，可以参考夏含夷的著作《出土＜易经＞: 新出土竹简＜易经＞与相关文本》和译著《易经》 。雷文德是美国生物医学研究专家，研读《易经》多年，与美国华裔易学家和中国史专家韩子奇曾合著《讲授＜易经＞》( Teaching the I Ching［Book of Changes］) ，还独自出版《易经》译著。他之所以如此推崇夏含夷，是因为夏氏的易学研究和易学论著水平很高，在国际易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夏含夷主要研究周代文化史，从西周甲骨文和铜器铭文到战国竹帛写本，尤善周代出土文字资料; 同时，他还对传世文献，尤其是《周易》《尚书》和《诗经》非常感兴趣，提倡将出土文字资料和传世文献相互诠释、相互印证。他的主要著作包括《西周史料》( Source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 Inscribed Bronze Vessels，1992) 、《孔子之前: 中国经典研究》(Before Confucius: Studie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1997) 、《古史异观》 ( 2005) 、《重写中国早期文献》(Rewriting Early Chinese Texts，2006) 、《中国智慧》(Chinese Wisdom: Sayings from the Classical Masters，2010) 等。有关《易经》研究，他有3部著作，一是博士论文 “《周易》的编纂”( The Composition of the Zhouyi，1983) ，未出版; 二是马王堆帛书《易经》英译( I Ching，the Classic of Changes: The First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Newly Discovered Second-Century B．C．Mawangdui Texts，1996) ; 三是散见于学术刊物的易学论文，具代表性的主要有《试论上博＜周易＞的卦序》《从出土文字数据看＜周易＞的编纂》《阜阳周易和占筮指南的形成》等，这些论文以《出土＜易经＞》(Unearthing the Changes: Recently Discovered Manuscripts of the Yi Jing［I Ching］and Related Texts) 为题积集，于2014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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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含夷研究《易经》的学术准备

夏含夷易学研究的学术准备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他求学中学习到《易经》并一直关注中国易学的发展以及与《易经》相关的考古进展; 二是他与中国当代易学家和西方中国思想史专家的直接学术交往。夏含夷的易学研究渊源始于1974年大学毕业后到台湾师从爱新觉罗·毓鋆读《周易》《老子》和《庄子》等“三玄”，研习中国古代思想史，他感觉《周易》最有意思。1978年回美国后，师从倪德卫( D．S．Nivison 1923－2014) ，遂决定撰写与《周易》相关的博士论文。但因倪德卫当时对甲骨文着迷，所以第一年开始阅读甲骨卜辞，研读中发现贞卜与《周易》也不无关系。由此，他的研究兴趣从哲学转到历史和语言问题研究上，且开始认识到历史和语言问题可能比纯粹的哲学问题更有趣。后来，博士论文还是关于《周易》，不过已从哲学问题转到历史问题，主要研究《易》的起源及其初始意义(《＜周易＞的编纂》) ，阐述商周卜筮方法，分析《周易》卦爻辞的基本构造。由于他认为没能通过通读那一时期的史料，所以该论文一直没出版。尽管研究兴趣时有转变，但他坚持认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应该秉承王国维倡导的“二重证据法”，传统文献和出土文字资料应该有平等的价值。

夏含夷与国内史学、易学、简帛研究和中国古文字研究方面的学术交往非常密切，其中首推爱新觉罗·毓鋆，因为夏含夷跟随毓鋆学习《易经》数年，是毓鋆近百洋弟子中的佼佼者。洋弟子跟随毓鋆学习，一字一句都要理解，这一学习方法后来直接用到研究和翻译中，如夏含夷翻译的帛书《易经》便是一字一句对应的翻译。

张政烺

其次是张政烺，他在帛书《易经》和数字卦方面的研究对夏含夷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张政烺在易学研究方面的文章共有6篇，其中3篇与帛书《易经》有关，3篇与数字卦有关，他身后更是留下一部《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由学生李零整理出版。张政烺的易学研究成果开启国际易学研究的新篇章，夏含夷的易学研究也受其影响。夏含夷与张政烺的学术交往始于20世纪80年代前后，二人同时参加多次关于西周和古文字学的会议，如1982年9月在美国檀香山召开的“商文化国际讨论会”，1984年10月在河南省安阳召开的“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等。夏含夷对张政烺的研究极为重视，1980年张政烺的学术论文《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甫一撰毕，便在美国学术刊物《古代中国》(Early China) 1980－1981年的合刊上发表，夏含夷的博士论文直接征引张政烺的这一成果。

夏含夷同时也与李学勤、裘锡圭、程章灿、陈松长、陈鼓应和李零等国内著名学者保持着深度的联系。这些学者大部分都被他请到芝加哥大学东亚系从事过合作研究或开设相关课程。另外，夏含夷每年都到中国参加学术会议，与国内史学、易学、简帛研究和古文字学研究的专家有较多学术交往，这一切都让夏含夷可以及时了解国内的研究动态和考古新发现，使其翻译和研究著述受益良多。

《剑桥中国古代史》

在国外学者中，他认为吉德炜( D．N．Keightly) 、鲁惟一( M．Loewe) 和倪德卫对他学术上的帮助最大。他的专著《出土＜易经＞》直接题献给这3位学者，并引述《论语》中的名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用以阐明3人对其学术上的引领。其中，中国古代史、甲骨文和金文专家倪德卫是他的博士导师; 吉德炜虽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甲骨文专家，却一起上过倪德卫开设的金文课，算是同学，也是研究同道; 鲁惟一是他学术上的合作伙伴，曾共同主编《剑桥中国古代史》。这两方面都有助于夏含夷及时了解中国古代史、易学、简帛研究和古文字研究方面的学术动态，加深他与这些杰出学者的直接交流，尤其是出土文献对他深入研究相关问题能提供多方面的帮助，因为他的一大研究兴趣就是利用出土文献来解决传世文献上的某些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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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含夷与马王堆帛书《易经》

夏含夷始终都醉心于《易经》的研究，这从《古史异观》“自序”中可见一斑。在台湾师从爱新觉罗·毓鋆学习“三玄”时，他最喜欢的是《周易》; 回到美国进入斯坦福大学师从倪德卫攻读博士学位时，本打算继续研究《周易》，不过倪德卫只对中国古文字学，如甲骨文和金文等感兴趣，故只好跟导师学习和研究甲骨卜辞等历史和语言问题，从而发现甲骨卜辞与《周易》研究不无关系; 最后，博士论文选择《周易》研究，课题从哲学转向历史，研究易的起源以及原初意义，阐述商周卜筮的方法，分析《周易》卦爻辞的基本构造。

博士论文完成后，夏含夷从西周铜器铭文研究开始，花多年时间专门研究与铜器有关的各类问题，1991年出版的《西周史料》对铜器，特别是铭文做过综合分析，奠定他在西周史研究方面的国际地位。从1985年到1995年间，他用力最勤的是西周史，但并未放弃对古文献的兴趣，所以他一直关注国内新近出土的文物，如1973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易经》等的出土、战国秦汉简帛的出土等。1992年，有朋友到中国开会，给他带回《马王堆汉墓文物》，其中发表完整的六十四卦卦爻辞和《系辞》; 1994年《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发表“马王堆帛书专号”，首次公布陈松长和廖名春整理的古佚易说《帛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释文》 ，并公布陈松长重新整理的《帛书＜系辞＞释文》。

《出土＜易经＞》

夏含夷深入研究帛书《易经》是在其出版后，当时出版社邀请他翻译。在翻译过程中，他注意到其他与《易经》相关的出土材料，如王家台的《归藏》和阜阳易等。对这些材料的研究，再加上他对马王堆帛书易和上海简帛易等的研究，构成2014年出版专著《出土＜易经＞》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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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含夷的翻译及其思想

夏含夷的翻译思想集中体现在翻译实践中，而他的翻译实践主要就是帛书《易经》的英译。他的翻译思想可以概括为遵循学术翻译，其采用的翻译方法主要是直译加注。夏含夷对《周易》的翻译部分采用直译的方式，基本体例是: 左边的一页是帛书《周易》和通行本《周易》，包括卦画、卦名、卦序、卦辞、爻位和爻辞; 右边的一页是帛书《周易》的英译，顺序依次是卦序、卦名、卦画、卦辞、爻位、爻辞。对《易传》部分，他也采用直译的方式，但未将帛书本和通行本加以对照，只是将帛书本翻译出来。对于有不同理解的文辞，则书后用注释形式加以解释，试举两例说明。

从表1可见，夏含夷基本采用直译的方式。翻译时，最重要的参考资料是通行本《易经》(也称传世本)，如果出土的帛书《易经》本身在意义上是自洽的，那么他就按帛书《易经》原文翻译; 如果在意义上不自洽，或意义不完整，那么他会参考通行本，并按通行本翻译。必要时，他在书后以注解形式对一些差异加以辨析和说明。譬如，在“键卦”中，他对9处做注释: 键、享、浸、泥、鯩、翡、尚、抗和迵，因为这9处与通行本不一样，却在意义上自洽，这对读者更好地认识古本很有价值。

夏含夷曾经表示，对于中国上古史，我们既有新的问题，也发现新的资料，这些新发现的资料能影响我们的问题; 反过来，我们的问题也能影响这些资料，因为在中国古代，在文本还没有固定下来的情况下，抄写者也是作注者，作注者也是抄写者，两者会混在一起。抄写者在抄写的过程中，对经文会有自己的解释，某个字应该是什么意思，他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抄写，这就可以影响到经文，类似意见同样可在夏含夷帛书《易经》译本的“翻译原则”中看到。

夏含夷在“翻译原则”中提到，翻译中国早期写本时必须时刻注意“语音通假”问题，因为写本中都是有意义的同音字符，但标准意义在不同语境中却明显毫无意义，如果译者坚持按写本的原样译出，也就是说，他认为每个字符代表标准书写系统中习惯相连的一个字，那么译者肯定无法正确地处理这一文本，而且语音通假可能使译者不能任意改变这一文本，它要求译者要调和这两个极端而达至“中庸之道”，如此他才能按誊写者的意图来再现这一文本。

马王堆帛书《易经》英译

夏含夷指出，因为帛书《易经》有其对应的通行本《易经》，所以人们只要将帛书《易经》和通行本《易经》对照，便会马上发现对应字符是否匹配。如果匹配，尽管不确定，但我们完全可以假设: 这一字符代表通常与其有紧密关联的字符; 如果不匹配，译者就得从不同的字符(意义)中加以选择，甚至要再三阅读才能确定。夏含夷借助通行本《乾卦》的“飞龙在天”和帛书本《键卦》的“翡龙在天”加以说明，帛书本“翡龙在天”中的“翡”就是通行本“飞龙在天”中的“飞”。

从表2的左栏可以看出，夏含夷的翻译完全依赖李镜池的文本及解释，所以“鸿”(译为the wild goose)是depths→slope→land→tree→mound→hill，是一步步从最低处走向最高处，完全符合我们观察事物的先后和思维的逻辑顺序; 还可以看到的一点是: 这两段译文都整饬得象《诗经》中的诗歌，一唱三叹，韵味无穷。

对于通行本《渐卦》，我们总感到困惑的是通行本的九三爻和上九爻是一样的，从认知的角度看，这很不合理，因此很多易学家均就此加以解释，如李镜池认为: “阿”原讹为“陆”。因“路”不但与九三爻犯复，且不叶韵。故江永、王引之、俞越均说是阿之讹。阿、仪，古为韵。《诗·皇矣》: “我陵我阿”。陵阿相次，可作旁证，据改。《说文》: “阿，大陵也”。其他学者也认为，通行本中的“陆”不对，应该是另外一个字。黄沛荣认同江永《群经补义》中的说法: “陆当作阿。大陵曰阿，九五为陵，则上九宜为阿。阿、仪相叶，《菁菁者莪》是也”。高亨 认为，上九爻的“陆”当为“陂”，形近而误。“陂”与“仪”为韵。陂，水池。仪，一种舞具，用鸟羽编成。鸿进于池塘，易于射获，可用其羽为舞具，自人言之，则吉。(自鸿言之，则不吉。)夏含夷直接吸收李镜池的解释 ，这就是为何他最初把“陆”直接译为hill的原因。但因翻译帛书《易经》时，他秉承直译的原则，且帛书《易经》与通行本《易经》在这方面相同，故他直接将《渐卦》上九爻中的“陆”翻译为land。

《易经》体式上的特点为大量押韵，几乎所有的卦爻辞都用韵，但韵式并不规则，常为异调相叶，文句又或整或散，参差错落。此外，还使用不少迭词、迭音词与双声迭韵词，这一点与《诗经》渊源颇深。在处理这一类翻译时，最典型的例子是夏含夷对《三命通会巫咸撮要卦》的探索: 他以通行本《诗经》与《易经》为基础，结合出土文物重构卦爻辞，然后再进行翻译。

总体上，夏含夷的翻译基于学术研究，既准确又贴近中国典籍的注疏传统，出土文献还帮助他在翻译时纠正通行本中可能存在的一些讹误。但是，智者千虑，也偶有失误。试举他翻译《系辞》中的一例来予以说明:

键(乾)以易(知)，川(坤)以閒(简)能。

“The Key”through change (knows) ，“The Flow”through the crack is capable．

上面的译文简洁明了，且一以贯之的“直译”。不过，他把“易”翻译为change，与传统注疏不完全一致，与现当代的易学解释也不完全吻合。高亨的解释是: 此易字乃平易之易，平易犹平常也。此知字当读为智，智犹巧也。天创始万物，可谓巧矣; 然其应时而变化，皆有规律，不是神秘，而是平常。黄寿祺、张善文则解释为“乾的作为以平易为人所知，坤的作为以简约 见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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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典籍翻译与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