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从卜筮之书到哲理之书

《周易》如何从卜筮之书转变为哲理之书，是先秦易学史的核心问题，它涉及孔子与《周易》的关系，以及孔子对《周易》的解读。关于孔子与《周易》的关系，随着帛书《要》篇“夫子老而好《易》”章的出现，孔子学《易》释《易》已基本成为定论，同时也表明了孔子对《周易》的态度，即“《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这就将《易》与史巫之途区分开来。帛书《易传》明确提出以德义解《易》，并将阴阳、五行与四时融入易学体系中，最终形成包含天、地、人、君在内的整体易道观，此乃《周易》成为哲理之书的主要原因。

孔子“观其德义”

所谓“观其德义”，即从《周易》六十四卦的卦爻辞中观出义理，《程氏易传》序云：“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可见，“辞”中蕴含有深厚的德义。以下试举帛书《二三子问》篇慎言、务时两则思想作简单说明。

《二三子问》篇孔子释《坤》卦六四爻辞“聒囊，无咎无誉”时，曰：“此言箴小人之口也。小人多言多过，多事多患，□□可以衍矣，而不可以言……圣人一言，万世用之。唯恐亓（其）不言也，有何焉？”其中提出慎言的主张，认为小人要慎言，而圣人唯恐不言。今本《易传》亦要求人们慎言，如《颐·象》云：“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系辞下》云：“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此与《论语》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如《学而》云：“敏于事而慎于言”；《为政》云：“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均是一意。

《二三子问》篇“务时”思想主要体现在孔子释《乾》卦九三爻辞“君子终日键键，夕沂若，

（厉），无咎”时，曰：“此言君子务时，时至而动，□□□□□，屈力以成功。夫日中而不止，时年至而不淹。君子之务时，

（犹）驼驱也，故曰‘君子终日键键’。时尽而止之以置身，置身而

（静），故曰‘夕沂若，

（厉），无咎’。”此勉励君子在时机到来时要抓住时机，有所行动，即使到了正午也不停止，生命到了尽头也不停留。而时机一旦过去，就要停止作为，安置己身以得宁静，《艮·彖》即云：“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所谓“务时”，即动静有时，该行则行，该止则止，时至则动而驰驱，时过则止而静处，《损·彖》云“与时偕行”是也。

综上，《二三子问》篇对卦爻辞的解释多从义理层面出发，注重君子德性之修养，有慎言、务时等方面的内容。在此基础上，《要》篇提出修养之最终目标为仁义，其云：“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并云：“仁守者而义行之。”此言君子可以通过修行德行以求福，践履仁义以求吉，故不必求于祭祀与卜筮。《缪和》篇亦云：“君子于仁义之道也，虽弗身能，剴能巳才？日夜不休，冬身不卷，日日载载，必成而后止。”此言君子于仁义之道，即使目前尚未成就，也不能停止学习，须是日夜勤勉，终身不倦，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遂能成就仁义之道。如此一来，通过孔子“观其德义”，实现了从“史巫之筮”到“君子之《易》”的转变。

阴阳、五行与四时

《周易》之所以成为哲理之书，固然在于孔子“观其德义”的创造性阐释，更在于其会通阴阳、五行与四时的运行之理。从帛书《易传》的思想脉络来看，其中既有“观其德义”的内容，又对阴阳概念进行易学阐发，并将五行纳入易学解释体系，从中阐释出“时”的思想。

帛书《衷》开篇即云：“《易》之义萃阴与阳”，其以阴阳、刚柔、乾坤、动静为基础，创造性提出“天之义”“地之义”和“武之义”“文之义”这两对概念，最终形成涵括阴阳、刚柔、乾坤、动静、天地、文武在内的统一整体，并以之阐述其阴阳合德、刚柔有体的易学思想。这里点出了《易》之为书的关键在阴阳，将抽象的阴阳概念落实到阴卦与阳卦、刚爻与柔爻之上，并以阴阳、刚柔之变化表示二元对待的思想，如此就构成一个对待与转化的整体。

“五行”是《周易》中的重要概念，但传世本《易传》不讲“五行”，而帛书《易传》却屡言“五行”。《二三子问》篇有“理顺五行”“必顺五行”之语，《要》篇更是提出：“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值得一提的是，帛书《易传》虽将“五行”概念正式融入易学体系中，但其中的“五行”内涵并不一致。《二三子问》篇“顺五行”言及天道层面的内容，核心是顺应天时，强调顺天时以行政令，发展为古代的“时令”思想。而《要》篇“五行”以地道言，指地的资生之用。但是，不管“五行”为天道还是地道，都特别重视“时”的概念，前者关注天时，后者关注四时，都是对《尧典》观象授时的反映。

四时首先体现为四季的循环往复，在帛书《易传》中主要通过损益之变体现出来。《要》篇在解读损益二卦时，涉及春夏秋冬四时，用“春以授夏之时”配益卦，表示从春季至夏季的这一段时间；用“秋以授冬之时”配损卦，表示从秋季至冬季的这一段时间。此体现了古人对四时的关注，古之君主将四时之时节授予民众，以便进行下一步的农业劳作，这与古代“授时”之制有关，即《尚书·尧典》云“敬授民时”之意。此常见于先秦古书，如《礼记·月令》云：“凡举大事，毋逆大数，必须四时，慎其类也”；《管子·四时》云：“是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可见，顺四时是当时一大要事，是农业生活的参考依据。

可以说，《易》之为书，以阴阳为本，以五行为用，并体现出“时”的思想。

易道广大

在对损益之变的体察中，帛书《要》篇进一步提出“易道”的概念，其曰：“故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凶，顺于天地之心，此谓易道。”此中涉及“时”“宿”、“日”“月”、“卜”“筮”三个层面的内容。“不时不宿”，即不祭祀、不斋戒；“不日不月”，即不必以日月等天象断吉凶；“不卜不筮”，即不用卜筮来断吉凶。这种对鬼神、卜筮的否定态度，是当时的思想共识，在传世文献中也多有记载，如《管子·白心》云：“不日不月，而事以从；不卜不筮，而谨知吉凶。”此与《要》篇“德性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的主旨是一致的。在这里，更加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人不再被动地接受神灵的指导，而是主动去认知和把握天地之变与人事吉凶，以此才可能“顺于天地之心”，此即“易道”的核心内涵。

《要》篇提出“易道”概念之后，紧接着又云：“ 故《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要之以上下。”此正式对三才之道作出解读，所谓天道，日月星辰等天象运行的轨迹不足以尽称，故可用阴阳概念来表现；所谓地道，水、火、金、土、木之五行不足以尽称，故可以柔刚来展现；所谓人道，父子、君臣、夫妇、先后不足以概括之，故以上下来总结，上下即指人伦。

《要》篇特别提出“君道”概念，这是其与传世本《易传》言三才之道不同的地方，其云：“又（有）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以尽称之，五正之事不足以产之，而诗书礼乐不[读]百扁（遍），难以致之。”关于“五官六府”，先秦典籍记载不一。何谓“五官”？《礼记·曲礼下》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此“五官”指各类政务之官长。《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此则从五行角度言“五官”。何谓“六府”？《礼记·曲礼下》云：“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货，典司六职。”此“六府”指掌管各类财赋之机构。《左传》文公七年记载“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亦从五行角度言之，五行加上谷便是“六府”。所谓五官、六府与五正，均为政府机构人员，君道以此得以展开。

可见，《要》篇所言“易道”，实际上是包含天道、地道、人道与君道的统一整体，由此可知易道广大矣。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